主体渐显 20年独立纪录片的观察（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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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ote#1运动。它在对90年代的学术整理中被遗失了。

二、被忽略的“Hi8运动”

与被误解的“DV”

“DV”

1995年下半年在日本产生，1996年的中国就有了使用DV的导演。最早是杨荔钠于1996年在青岛开拍的孤儿院题材纪录片《野草》，此后是吴文光开拍《江湖》。

DV虽然产生，但1999年前的DV作品很少，因此当时DV的文化含义模糊不清。1999年后，DV作品才进入更大面积的创作和公众交流当中。

1999年的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值得纪念，这里出现了四部中国作品：《江湖》（吴文光）、《生活在别处》（汪建伟）、《老头》（杨荔钠）、《北京弹匠》（朱传明）。它们都是使用小型摄像机拍摄的，有的作品在此获奖，这个奖对于中国青年导演具有广泛的激励作用，小机器的媒体手段逐渐获得了大家的信任。《北京弹匠》和《铁路沿线》（2000）其实是Hi8作品，但学者一例称之为DV作品。如今学者们考察技术流变，一般从BETA直接谈到DV。将Hi8误认为DV，更是稀释了90年代的“Hi8运动”

。把Hi8作品与BETA作品、DV作品，也许还包括部分胶片作品放在一起，其实才是90年代独立纪录片的全观。

这个脉流被忽略掉的一个原因是Hi8创作几乎彻底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Hi8器材的画面质量比DV更为粗糙，颗粒感强，在当时的线性编辑条件下，画面清晰度更差。季丹的作品在欧洲电影节被人发现，因质量问题不能被电视台收购。技术决定了其传播的有限性，它因没有获得足够的传播而减弱了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

再者与时代精神有关，当时影视环境是保守和精英化的。季丹告诉我：“那时候赵亮用Hi8拍东西，我到处推荐别人用，曾经跟段锦川说，他就笑。可能是他们是专业的，怎么能用这个小机器呢？”

其实蒋樾等人90年代初曾使用Hi8拍片。在国外，1990年前后则有一个“Hi8运动”

。季丹留学日本期间，受日本记者野中章宏的影响。他告诉季丹，杂志和平面媒体报道摄影的时代已经过去，阿富汗的游击队多是报道记者去拍纪录片，新导演可以拿起Hi8来报道社会。90年代Hi8运动的主要人员有季丹、胡杰、冯艳等人，他们曾组成了一个创作小组，相互切磋。野中章宏为季丹提供了昂贵的剪辑设备，几个导演轮换着使用。90年代初季丹曾去西藏拍片，在那里一住一年，用Hi8拍了《贡布的幸福生活》（2003）、《老人们》（1999）。而受季丹启发的胡杰，则以特有的英勇戆直，冒险拍摄制作了关于青海小煤矿的《远山》（1995），还有《圆明园的画家生活》（1995）、《媒婆》（1995）系列作品。

艺术界也有人在使用Hi8。那批作品的名字和数量有待整理。我们称90年代的Hi8创作为“Hi8运动”

，是因为它虽然规模小，背后却有一种特殊的精神气质。“Hi8运

动”

一直没有得到传播和社会荣誉，当时媒体环境是保守的，酒吧放映尚未被发现。从技术和经济潜力来说，DV制作的《老头》在国外卖了14万人民币，而Hi8不存在这样的商业前景。正是在如此困境下，坚持下来的Hi8运动是这些年纪录片运动中最为独立也最具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行动。胡杰说，他当时非常虔诚地利用这种器材来进行拍摄，虽然当初无处可播，但是在朋友间流传也是一种方式。“一些东西不拍就消失了，虽然画面粗糙，至少可以为历史留点材料”

。可见他们的行为动机里面包含了深沉的历史意识，也富有纪录的神圣感。2000年后，他的《远山》曾被凤凰卫视作为历史资料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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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头》（1999）

技术史上有一个Hi8和DV的交叉期。把DV和Hi8混为一谈曾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对DV本质的误认。当时把DV定义为“粗糙美学”

“纪实美学”

和“青年亚文化”

。“粗糙美学”

显然是针对DV的技术条件。当时认为DV是和Hi8一样的家用机器，仅可胜任没有前途的家庭涂鸦。其实当时的使用者误会了DV的技术含量。摄影师池小宁是SONY公司在中国的技术顾问，他曾称中国DV使用者对于DV技术的使用不足30％。当时的理论家说：“精致就不是DV了，它的生命

力就在于不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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