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章 三星堆文明（第3页）
请退出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
、图特摩斯三世的权杖、图坦哈蒙的金面具等，与符号化色彩浓厚的三星堆出土器物进行比对，当然也包括中国丝绸出现于公元前11世纪埃及底比斯的证据。由于缺乏对彼此关联方式以及这种关联的内涵的解释，缺乏对中间环节的说明，从埃及到成都平原遥远的空间距离让这样的比对显得有些突兀。但站在亚欧大6青铜时代文明分布动态格局的角度看，来自埃及的某些元素出现在三星堆，和出自中国的丝绸出现在同一时期的埃及一样，原本都不应该感到惊讶。三星堆祭祀坑埋藏时间之前的几百年，正是帝国化的埃及新王朝开疆拓土、经营红海的时间，埃及元素进入今天的印度洋沿岸乃至与之相连接的更遥远的东方并不奇怪，来自东方的丝绸已经为青铜时代这种文明间的互动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在最近三十年兴起的“海洋学”
（tha1asso1ogy）潮流中，有关印度洋的研究堪称后来居上。法国学者波雅尔（phi1ippebeaujard）主要以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考古现为基础，将几千年来印度洋海域作为联通亚非欧的文明通道的事实呈现出来。尽管直接证据有所不足，波雅尔注意到，进入公元前两千纪，波斯湾在今印度洋范围内的相对重要性有所下降，而红海、非洲之角的地位明显上升，与之相伴随的则是非洲和印度次大6文化共享的明显增加。因此他略带推论地指出，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印度洋地区可能已经存在一个由新王朝埃及动，从东北非洲的红海沿岸和非洲之角经西南亚到南亚甚至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网络。根据波雅尔的研究，我们这里尝试性地在李旻博士的分析框架中加入一个青铜时代“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
（monsoona1onetsphere）的概念，其大动脉便是从红海经阿拉伯海到印度次大6再到东南亚由沿海航线构成的海上通道，由北半球季风驱动。众所周知，从成都平原出的“南方丝绸之路”
取道缅甸、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的话，很快便进入今孟加拉湾。也就是说，我们的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和李旻博士的“东亚文化互动区”
的交错地带，正处于“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的西南端。
尝试性地引入青铜时代的“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
概念，我们先想要说明的是，如果三星堆带有异域风情的符号系统中无可避免地会存在与外部世界交流互鉴的内容的话，“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
是这种交流和互鉴不能排除的一个方向。三星堆文明很可能在不同方向上都有输入和输出，埃及底比斯的丝绸是一个输出的例子，而“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西北方向远至阿尔泰地区，战国秦汉时期巴泽雷克（pazyryk）古墓所见“神树”
形象，也有可能是受到三星堆文明的辐射而不是相反。让情况复杂一些的仅仅是，在追溯三星堆符号系统可能受到影响的外部源头的意义上，由于新王朝时期的埃及同时也是由西亚、北非大国主要通过地中海东岸连接起来“国际社会”
的一员，彼此共享被称作“国际化风格”
的高等级符号系统，其中包括“神树”
“英雄擒兽”
和“翼龙”
“翼兽”
等形象，如果说这些至少在西亚北非地区已经具有高度国际化特征的元素在三星堆有所体现并不让人惊讶的话，它们所具有的国际化特征反而让针对具体元素的追本溯源有些无所适从。
新的现或可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但在追究特别是从三星堆符号系统中解析出来的符号元素的时候，一个必须说明的问题是，尽管符号元素和人群流转都是人类历史上的常见现象，符号元素的流转并不依赖于人群的流动。有学者运用器物考古学、历史语言学和基因证据的“三重证据组合”
（triangu1ation）来讨论史前人口的迁徙，但这种“三重证据组合”
的方法与文明史的研究之间仍存在相当的差别，而且直接标记人口迁徙的基因分布和以语言为主要标志的文化分布之间的关联性极低。从汉藏语系演变的角度来看，青铜时代的成都平原无论如何都处于汉藏语系的腹地。基于早期文献的考订也许能够帮助历史语言学家们进一步确定青铜时代的成都方言是属于上古汉语还是属于汉藏语系的其他分支，但都不会改变这个基本事实，而活的语言和用来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是性质非常不同的两个系统。总之，作为对任何有关三星堆符号系统的研究的一个提醒，包括文字在内的符号系统和符号元素，都无法直接作为文明和文化身份的标记，尽管它们的出现一定有历史的缘由。
根据这样的认识，也就是充分考虑成都平原所处的文明区位，回归活生生的历史世界去理解三星堆文明的话，我们认为，主要由政治竞争驱动的差异化身份建构，可能是造成三星堆文明符号系统与中原地区出现较大反差的原因。成都是中华文明大动脉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也是我们青铜时代“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
与“东亚文化互动区”
交错带上的“南方丝绸之路”
重镇，青铜时代成都平原上的三星堆人群自然已经有机会在不同方向上通过深度介入远距离贸易接触到远方的符号系统与贵重商品。而这一时期蜀地与中原之间很可能存在的政治和军事竞争关系，为三星堆人群提供了因地制宜从其他方向引入符号资源的动力。这种以符号系统差异化为特征的身份建构策略是人类历史上非常常见的现象，在后来的历史时期甚至可以表现为大规模、整体性的宗教改宗，常见于居于弱势或危机状态的政治体，性质上相当于锻造一种“意识形态上的自卫武器”
（defensiveideo1ogica1ap>根据饶宗颐先生的研究，蜀地经常是强盛时期的商王朝征讨的对象，前引李旻博士的研究则表明，中原“三代”
主要通过重构高地龙山社会传统进行自身的身份建构。这种情况下同样作为“高地龙山社会”
的继承者，却在政治和军事上处于弱势的蜀地会面临一个现实难题，特别是在有必要强化自身生存能力的时候。这可能是三星堆似乎有意弃用一些典型的高地龙山元素，转而投资具有强烈差异化效果的符号系统的原因。通过符号系统的差异化来塑造有别于中原的政治身份，三星堆人群从自己有条件接触并一定程度上共享某种商业价值观的远方进口一些现成的看起来高大上的符号，是再自然不过的选择。这可以作为我们对三星堆独特的符号系统的原则性解释，需要说明的地方仅仅在于，这种通常出于政治考量的差异化身份建构策略，固然也可以看作一种初级的文明身份建构行为，却不能够等同于后者，后者比政治身份有着深厚得多的内容和逻辑。最有意味的是，如果仔细比对理论上有可能途经“季风带海上文化互动区”
到达三星堆的符号元素和古代西亚或者埃及新王朝本土的相似元素的话，我们会现，没有一件是从形式到内容的复制。三星堆文明对外来符号元素的运用方式是典型的拿来主义和旧料新用。
也就是说，三星堆文明即使使用进口的符号元素来进行政治意义上的自我身份建构，对这种外来符号进一步的本土改造暴露了他们原有的底色，其底色出自“半月形传播带”
及其两翼构成的中华文明力量场之内。最近三星堆3号坑出土的神树纹玉琮，可以说为此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王仁湘先生经过初步观察，认为“它的特别之处，是在琮的两面各刻画有一棵神树纹，这是前所未有的现”
。在最近重新开始掘之前，特别是三星堆2号坑出土的1号青铜神树，早已经是三星堆着名的标志性器物。根据考古学家的重构，这件巨型神树残高396厘米，由“树座、树杆、三层树枝及九只鸟和一条龙组成”
。新出神树纹玉琮对神树的描绘和1号神树有细节差异，如玉琮神树似有六枝而非九枝，特别是底座部位无龙形出现。这件神树纹玉琮、1号神树以及之前出土的更多神树配件的存在表明，神树确实在三星堆符号系统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但新出神树纹玉琮体现出来的符号组合方式，将三星堆的神树形象刻划到玉琮之上，简直就是对“底色”
一词的字面注解。
当然，正因为玉琮之上的神树纹和1号神树树形有细节上的差异，对三星堆神树的讨论仍然要回到更具有代表性的1号神树。关于1号神树，在众多的解读中，日本学者徐朝龙的总结具有代表性：“能够确定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出现的‘神话大树’的源流，追溯到远远早于战国时代的商周时期，处于离中国中原地区很远的长江上游的四川之地”
，神树不属于商周系统，而是“中国形成统一之前一千年以前开花于中国的一个地区即古代蜀国（四川）的三星堆青铜文明独特的产物”
。在我们看来，固然在早期中国的范围内，将神树溯源至三星堆文明问题不大，仅仅强调1号神树体现出的是古代蜀地传统并没有解决问题。有时候这恰恰还会成为简单强调三星堆文明与商文明异质的理由。三星堆1号神树是一种符号元素的组合，将神树、神鸟和龙形结合在一起，这显示出三星堆神树同样是有意建构的结果，这种观察方式更能够帮助我们看到三星堆神树的真相。
细节上有差别的各种神树符号，经常与“翼兽”
组合，常见于西亚北非大体同时代的“国际化风格”
，但神树与鸟、龙合为一体并不属于这个符号系统。古代西亚关于基什（kish）之王埃塔那（etana）的神话故事中出现了树、鸟、蛇的组合，但其中只有一只鹰，而三星堆1号神树的枝头至少有九只鸟。在这个问题上，孙华教授等最近通过重新梳理考古和文献证据，指出古蜀文化中的太阳鸟神话可以追溯到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和长江中下游的高庙文化、河姆渡文化，我们认为此说可从。孙华教授认为，古蜀文化中的太阳崇拜思想，其神只形象和特定的组合形式应该起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后伴随着稻作农业的大传播到达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长江上游地区，并在长江上游四川盆地的古蜀文化中完成体系化。太阳鸟与神树和龙形的组合，是三星堆文明创造性的体现，但这种创造的方式类似于鲁迅先生说的“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
，所用的资源尽管有部分元素可能来自异乡，作为点睛之笔的太阳鸟却仍然是以“半月形传播带”
为主动脉的中华文明力量场之内的产物。经过重新组合的三星堆1号神树将会留下属于自身的文化记忆，但单纯的神树符号实在并非三星堆文明的本色。
本文尝试从公元前两千纪整个亚欧大6青铜文明的动态分布格局出来观察三星堆文明。我们注意到，公元前两千纪是亚欧大6青铜文明互动频繁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各青铜文明固然可以划入学者们所说的不同文化互动区，它们在分布上更具有基础性的特征在于，它们处在亚欧大6境内或边缘自然形成的主要文化交通线上，包括欧亚草原带、“内亚山地走廊”
、印度洋航道，以及对理解三星堆以及整个中华文明都至关重要的“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由这些文明大动脉带动的文明史动态进程与考古学意义上的文化互动区概念既有联系也有重要的区别，后者或可有助于解释前者，但无法从概念上替代前者。三星堆文明和商文明一样，处于贯穿我国境内，从东北亚直到东南亚，被童恩正称作“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的中华文明大动脉上，是由这个中华文明大动脉及其两翼共同构成的中华文明力量场之中的地方性文明传统。“力量场”
是我们为了方便，借用物理学概念进行的类比表达，尚不具备文明史方法论的价值，对后者的系统论证出了本文的范围。
请退出浏览器阅读模式，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