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山东大学的这些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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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山东大学的这些年
按照北大的人事制度规定，2009年，我63岁，学校人事处通知我办了退休手续，但仍然返聘，如常上课。又因为我曾有幸获得教育部颁发的“国家级高校名师”
奖，全校也就八九位“名师”
，规定可以继续招收博士生。可是我不想再“挤占”
中文系的资源，返聘两年，就想彻底退下来，写点东西好了。何况当时的系领导也并无挽留的意思。不料此时山东大学就“盯”
上了我，托人来打听，说打算设立“人文社科一级教授”
，问我是否可以考虑应聘。记得当时我参加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山大原党委书记曾繁仁先生和在任校长徐显明先生约我见面，他们的诚恳让我感动。2011年7月，我到徐州开会，会后顺便去了趟济南。文学院院长郑春热情接待了我，还安排我做了一场学术讲座。回京后，我便和妻子商量，觉得身体还行，而山大又是很不错的大学，在那边图个安静，再干几年也未尝不可，便决定应承山大的邀请。2011年9月初，我和妻子便来到山东大学。
我们打算就住在济南，把十多箱书也带去了。学校安排我们入住南院“院士楼”
。房子是新装修的，家具一应俱全。办公室主任沈文细致入微地安排我们的生活。南院是山大教师的老宿舍区。这里还有当年专门给成仿吾先生建的“校长楼”
，可惜他没有住过，改为俱乐部了。虽然是老旧小区，生活却很方便，上课步行去学校也就过一条马路走十多分钟。
我的家还没有安下，就给本科生上课了。是讲“现代文学作家专题研究”
，属于选修课。这是我为山大做的第一个工作。
大概因为好奇，岁数不小了，还给本科生开课，来听课的学生很多，有一百多人。很快，这就成为新闻，当地报纸报道了温儒敏受聘山大，给本科生开课的消息。之后又有多家媒体跟进报道，一时间，学界都在传播这个消息。我甚至还被山大评为当年“十大新闻人物”
之一。
回想起来，这件事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报道的，之所以引起一些关注，一是借所谓“北大中文系主任受聘山大”
吸引眼球，而并非我本人有什么“能耐”
；二是老教授给本科生上课可能比较少，借此说明山大还是重视本科教育的。
不过我的课也的确上得比较认真，也比较活。我一般不做满堂灌，而要求学生先看作品，然后在课上引出一些有趣又有料的问题，当场组织讨论。比如，为何文学史对郭沫若评价很高，而一般读者却不看好？《雷雨》的主角到底是谁？《边城》的情节很简单，靠什么吸引人？等等，几乎每次课都有一个问题，在讨论中引出阅读与评论的方法，学会观察文学现象。这样授课，是在传递方法性知识，授之以渔，学生感觉有些趣味，也就愿意多读些作品了。
山大的本科生都是高分考进的，比较聪明好学，也比较踏实，和我配合很好，我也比较悉心指导。给他们修改小论文，对每一篇都有针对性写上批语，提出进一步学习的建议。这个课我在山大上过四轮，后来我在商务出版的《温儒敏讲现代文学名篇》，就是在讲课基础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我在山大还讲过另一门课，是“文论精读”
，原来在北大也开过的。主要是博士生的讨论课。内容是选择十多篇在现当代文学研究界有影响，而在研究角度与方法上具有一定典范性的论文，加上若干篇可能有“典型”
毛病的博士论文，让学生先阅读思考。然后分工，每位同学负责讲析其中一两篇论文之得失，大家讨论，我最后点拨分析。开这门课是为了打开思路，所谓“观千剑而识器”
，学习论文写作的规范与变通。这门课也开设过三轮，学生反映说这门课很实用，对他们进入论文写作是有帮助的。
我把上课作为我在山大的主业，从2011年讲课，一直讲到2017年。记得最后一次上课是晚上，课后同学们簇拥着把我送回到宾馆学人大厦，很让我不舍。
在山大的第二项工作就是指导硕士生与博士生。从2012年到2017年1月，在北大和山大一共指导过38名硕士生，31名博与山大学生合影
士生。到2023年，我考虑年纪大了，向学院说明决定不再招生，现在（2024年）我名下还有两名博士生尚未答辩。硕士生一般都是招收进来后由教研室分配导师，博士生则是由考生认定导师后再报考。大概因为我的“名气”
比较大，又传说比较严格，每年报考我门下的考生总是很少。我带的博士生多是从其他老师名下转过来的。多数博士生学业基础不是很好，但都比较努力，学风比较扎实，四五年内就有明显进步，最后完成学业，成功答辩。
我指导博士生一般不会带着他们做我的课题研究，而主要看博士生的长处、兴趣和发展的可能性，帮他们找到比较适合的论文题目。他们的题目五花八门，比如研究“五四”
时期翻译（尹辉）、研究畅销的通俗刊物（刘启涛）、研究20世纪50年代“人大文学研究班”
（杨伟）、研究“语文方法性知识”
（靳彤）、研究王瑶的文学史思想（刘世浩）、研究现代文学作品的封面设计（侯滢）、研究“胡风派”
作家路翎（孙诗源），等等，几乎都是学界少有关注，而又有学术价值的论题。他们的论文写作都经历了非常艰苦的过程，有的简直是“煎熬”
，甚至要放弃了。我说写论文本身就是非常难得的经历，可能终生受益，鼓励他们坚持下去，尽力做好。我也会帮助他们改文章。帮学生修改文章是很苦的事，要顺着他们的思路来改，考虑让学生能够接受，又得到提高。有的是几易其稿才定夺，这比自己写一篇文章要难得多。我指导的博士生毕业之后全都在大学任教职。
我在山大做过的第三件事，是申报“当代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
项目，帮助山大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一说到学科建设，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科研项目。我对于“项目化”
的学术生态是有些抵触的，认为人文学科和理科不同，不能过多预设，也不宜完全依靠定量管理，还是要让学者自由发挥各自的个性与创造性。我多年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评议委员，对项目管理的得失还是有所体会的。但也不否认得当的项目研究，可以带动学科的发展。所以到了山大后，也就想到要帮助教研室（研究所）的老师申请项目。刚好2012年前后，国家社科基金拥有的款项增加了，启动所谓“重大项目”
的申报。我就想到不妨试一试申请一个有关“文学生活”
调查研究的大型项目，把现当代连接起来。我的动议得到教研室的一致赞成。我们便讨论了一个申报方案，题目定为“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
。很快，这个重大项目就顺利通过了。
因为是刚开始实施“重大项目”
，有上百万的资助，审批过程很严格。记得“答辩”
时，我和叶诚生教授去的，答辩委员七八人，都是文学理论界的著名人物，我都熟悉，但也要认真回答问题。有一位委员提出“文学生活”
这个概念有什么学理根据？一时着急，我还真的回答不上，就说这还只是实践性的设想，希望能通过调查了解普通国民的文学阅读以及文学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存在状况。其实，我们也是在后来的调查实践中才逐步形成理论和概念的思考的。有惊无险，我们这个项目得到通过。当时，“重大项目”
还很少，山大2012年也就申报成功这一个，我们教研室老师都非常兴奋。
之后，我们把项目的宗旨定为：“提倡文学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学研究关注民生——普通民众生活中的文学消费情况，让文学研究更完整、全面，也更有活力。”
我们把这个重大项目分为五个子课题，分别由五位教授带领教研室一些成员（包括北大的）去调查研究：贺仲明主持“当前社会的文学阅读和接受调查”
，张颐武和邵燕君主持“网络文学和多媒体文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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