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瑜夜话（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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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瑜夜话

爱上文学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走上文学之路的？对文学的爱好是受谁的影响？来自书籍还是家庭？

邵丽：真正自觉走上文学道路，应该是20世纪末期了。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大多怀揣着文学梦，所以要说清楚受谁的影响还真不太容易，应该说受那种社会氛围的影响吧。

我觉得自己的写作主要还是来自书籍，小时候父母工作太忙，孩子也多，就把我们丢在家里。好在家中和亲戚家中有些藏书，就被我们千方百计翻出来看。那个时期的阅读对我们后来的创作影响很大。中国作协有几千个会员时，我家就有两个。我哥哥邵超是一个诗人，先于我好几年加入中国作协。

舒晋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开始写作，早期写的是什么？发表作品顺利吗？有没有被退稿？谁是您的“伯乐”

？

邵丽：过去只记得上中学的时候在一个地区杂志上发表过小说，前几天我哥找东西给翻了出来。十几岁时，我发表了一个短篇，叫《我们在这里》。很幼稚，小文艺青年的浪漫感十足。工作后结婚生子，中间搁置了十几年没有再写小说，但会写一些诗歌和散文，零零星星地在报刊发表。那时候思想还没定型，写的只是一些小感伤。写得不多，不记得有被退稿。那时候的写作还不是一种真正的自觉，小孩子家逞能的成分比较大。

舒晋瑜：熟悉的朋友都知道，您早年在机关工作，担任过人事科长、乡党委副书记、市文联主席等职务。那时候，文学于您来说完全边缘化了吗？

邵丽：文学对于我来说不存在边缘化问题，读书始终占据我生活的一部分，即使我脱离写作的一段时间，我对文学丝毫也不陌生。那段时间比较活跃的王安忆、铁凝、迟子建、苏童、余华、莫言、刘震云等一大批作家的作品我都耳熟能详。除了阅读我没有其他爱好，很少参与社交活动，至今不会打牌摸麻将什么的。体育、娱乐的天分一样也没有。在我看来，自己是个很笨的人，任何竞技类的活动都让我害怕。

舒晋瑜：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拾文学？重新开始写作，是从哪部作品开始？状态如何？

邵丽：准确说是1999年前后，因为女儿在中央音乐学院上附小，我常去北京。鲁迅文学院那时有作家班，我去旁听过几次。在那个时期，写出了《碎花地毯》《废墟》《戏台》《腾空的屋子》等作品，完全是凭自己的兴趣自由投稿，结果发得都还不错，省级刊物上过几个头条，《中国作家》《青年文学》也发过。

舒晋瑜：您一度成为文学刊物的“宠儿”

，作品常常被《人民文学》《当代》《十月》《中国作家》《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全国大型刊物刊载。中短篇小说连续数年被中国作协收入年度小说精品年鉴，还多次获全国奖项，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这样的幸运。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能否回忆下当年的创作，停滞多年，突然厚积薄发吗？对您而言是不是一种必然？而且，“爆发力”

在您这里好像比较突出。前几年似乎相对沉寂，疫情期间又连续几部作品反响很大，能分析一下吗？

邵丽：2002年，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开办作家高级研修班，我是首届学员之一。那时我们那个班被文坛称为“黄埔一期”

，班上一半以上的学员已经是成名作家，包括徐坤、孙惠芬、张梅、麦家、艾伟、关仁山、柳建伟等。授课教师除了专业作家、评论家，还有各部委的领导和专家，李肇星、王蒙、李敬泽、胡平、李建军等都亲临授课带学生。课余与同学们在一起的文学交流，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视野和写作空间。我从一个业余作者，进入公务员队伍，然后又走出来搞写作，应该说具备很多生活资源优势，看问题的角度也不一样，这些经历资历可能会增加作品的厚度吧。说是厚积薄发也好，说是必然也好，不过我觉得任何一种经历都不会被浪费。

这次疫情的暴发，触动了我对亲情的思考。当然，这种思考也可以说是人类面对大自然疯狂报复时的一种必然。我想到了父亲，想到了我们这个家族，写作的激情油然而生。后来我想，之所以这期间有了井喷般的创作，与我几十年来始终没有停止对家族的思考有关。我们这个家族的关系复杂，很有故事性。

舒晋瑜：《我的生活质量》200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不到半年时间发行突破十万册。看得出来您对官场的描写十分熟稔，真切生动，对人性的刻画入木三分，这部作品使您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年度中华文学人物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

称号。这是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吧？首部长篇就获得这么大的成功，总觉得您的写作道路特别顺利。有没有像某些擅长写中短篇的作家上手长篇时，存在结构、叙事等方面的难题？

邵丽：我进入公务员队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赶上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各个层面的领导班子结构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动。我接触到的大批领导干部都是77、78、79“新三届”

的大学毕业生。不能说我对官场有多熟悉，而是我对那一批官员比较熟悉。他们大多是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生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工作和婚姻状况，我都耳熟能详，所以写起他们来几乎是顺流而下。我写的不是官场，也从来不认可我写的是官场小说，我写的就是跟我们一模一样的“他们”

。官场不是一个独立的场，他们的日常和寻常人没有什么区别。

这部作品之所以成功，估计和它的真实、自然有关。从技术角度看，因为是第一次写长篇，结构肯定有不合理之处，那时几乎就没有很好的规划，完全凭着自己的感觉走。叙事倒也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难题，毕竟对那种生活太熟悉了。

舒晋瑜：用评论家孟繁华的话说，《我的生活质量》“不是一部仅仅展示腐败和黑暗的小说，不是对官场异化人性的仇恨书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部充满了同情和悲悯的小说，是一部对人的文化记忆、文化遗忘以及自我救赎绝望的写真和证词”

。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这部长篇处女作？

邵丽：孟老师用了“不是一部仅仅展示……”

我不同意，我完全没有写到腐败和黑暗。他用“同情和悲悯”

我觉得非常好，我只是试图讲述一代人的生命历程，从而向那些在历史的洪流里载浮载沉的知识分子致敬。他们有情怀，但也得向世俗低头；他们会苟且，但也能守住最后的底线。

我所有的书写都心怀悲悯之情，我心疼我的人物，读者才会心疼我。这部作品从2003年出版，中间再版好几次，二十年来一直在卖，从当年的畅销书变成了长销书。有读者的认可才是我最大的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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