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比别人背负的苦难更重（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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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吧？您说他们“在苦难里锤炼了信念，在打击面前挺住了尊严，甚至在罪恶里升华了境界”
，之所以这样塑造他们（或者说写出他们身上的这一面），是想表达什么，或者反驳什么？
邵丽：我们民族的智慧主要是生存的智慧，而不是创造的智慧，这是逼仄的现实规定的。在现实生活中，像王庭柱这样的智者并不鲜见，而且他们还往往是生活的强者。作为一个作家，并不一定要做一个批评家。把王庭柱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表现出来给世人看，我觉得已经足矣。
李勇：不知道您怎么看《老革命周春江》？这个小说极其触动我。我们今天羞于提左翼，但是周春江这个老革命，显然是个左翼，他身上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也是当年左翼革命的东西。今天它是被嘲笑的、被遗弃的（至少在现实生活层面），所以也才有了周春江那种理想主义者的悲哀。我觉得这是个有大境界、大气象的作品，从我个人受触动而言，它强于《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后两者是和现实平行的，前者却指向了历史，也让我们思考未来。
邵丽：我并不十分同意您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春江不是左的，他非常右。他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觉悟。他在左的环境中成长，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但最终他觉悟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李勇：在《老革命周春江》里，有一节叫“剪辑错了的故事”
，和茹志鹃新时期一个小说同名，茹志鹃那篇小说是“反思文学”
的代表作，内容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反思和批判性的——反思极“左”
路线对干群关系的破坏。您读过那个作品吗？写周春江这篇小说是否受茹志鹃小说影响？
邵丽：读过那个作品，但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了。不过，我这个小说并没有受它的影响。
李勇：文坛很多人都挂职、“深扎”
，但不是每个人都成为邵丽。因挂职而发生创作转型的，我记得还有陈应松，其他人就不是特别了解了。您觉得挂职对创作起到的最关键的作用在哪里？
邵丽：我特别不喜欢把作者或者作品归类，我是我自己，我发现和所要表达的是我独有的感受和感触。挂职能让你触摸到真实的生活、坚硬的现实，感受到无能为力的悲哀，当然也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振奋。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反映在作品里也千差万别。我觉得挂职对创作起到的最关键的作用，还是让你知道了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李勇：谈到生活和现实，您似乎也说过，今天的时代有新的时代现实，所以现实主义应该也是新的。您觉得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应该是怎样的？
邵丽：前面我其实已经说过了，我的观点是：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态度，而不是一种技术，不管是观察体验生活，还是写作本身，莫不如此。
李勇：时代变化，文学观念当然也会有变化。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传统，其实也是一种强大的精神传统、人文传统，这种基质应该是不会变的。另外，人性和文化也是相对稳固的。这样来看的话，迫切地与现实主义告别，是不是有些仓促了？您觉得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在今天是否还有价值？该如何实现？
邵丽：文学有可以改变的东西，也有不可改变的东西。当然，现实主义并不是唯一途径，也未必是最好的途径。个人认为，批判现实主义不但在今天，甚至在更久远的未来依然有它的价值所在。可能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它。
李勇：每个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应该都会遇到一些瓶颈。您觉得您遇到的最大的写作瓶颈是什么，又是怎样处理的？
邵丽：对我来讲，最大的瓶颈就是热情大于生活，也大于技术。有时候想起一个题材会一腔热血，真正动笔的时候却无从言说，所以只能丢开。有时候也逼自己写下去，但结果往往不是很好。我想很多作家都遇到过类似问题吧。
李勇：您心目中理想的（或者说伟大的）文学应该是怎样的？
邵丽：在现实中有位置，在历史中也有位置，离伟大就不远了。
李勇：“伟大”
有时候也许只是外人的评价，而作家本人却有自己的喜好。在您众多作品中，哪一部是您最钟爱的？
邵丽：我有一个短篇小说，叫《北去的河》，这是我最钟爱、也最满意的作品。如果要说一个理由，那就是上帝对我的褒奖，可以说是神来之笔，再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了。那种乡土味道，那种城乡之间的张力，那种欲语还休的惆怅，都是不可以复制的。
李勇：您一直推崇俄罗斯文学，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也推崇《白鹿原》和《生命册》，这都是沉郁厚重的长篇之作。您的长篇并不算多，以后会往这方面倾斜吗？长篇和中短篇写起来到底有何不同？
邵丽：当然计划写长篇，想了很久，也曾经动笔很多次，但效果不是很理想。长篇小说不仅是脑力劳动，还是体力劳动。与中短篇比起来，它的难度要大些。我在做一个作家之前首先是一个文学工作者，我的时间不能被自己支配，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写作需要完整的时间。
李勇：有评论者说您的作品有受李佩甫老师影响的痕迹，是这样吗？
邵丽：好像没有人这样评论过吧。河南作家的共同特点就是关注现实，李佩甫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我的作品受他们那一代影响是极有可能的。但我从来没有刻意模仿过谁，我觉得我的作品还是比较有个人特色的。
李勇：近年大家在提“中原作家群”
，以前是“河南作家”
“豫籍作家”
。您觉得哪个称呼更好、更恰当？
邵丽：我还是比较喜欢“中原作家群”
这个称呼。河南的作家群体很有特色，从队伍方面来讲，老中青作家非常齐全。中原作家群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担当意识的群体，毕竟中原地区文化积淀深，天下意识有历史传承，所以更容易做到“我为人民鼓与呼”
。当然，文学创作是一种更心灵化、个体化的活动，所以文学中的文化意识传承，必然也和作家的个体有关。作为我个人来讲，有这种意识和下去挂职时触摸到基层群众的真实心理和情感需要有直接关联。
李勇：很多人都说，河南作家（包括您）在描写生活残忍面时，都让人难以忘怀。您觉得这跟什么有关？
邵丽：我并未觉得河南作家有这个偏好，甚至觉得河南的作家有点隐忍。即使写一些残酷的东西，也都是生活的真实，没有刻意表达过残忍。
李勇：您小说中写那些苦难，它们必定是一种困扰，是一种郁积。您是如何化解的？或者它们并没有化解？写作是一种化解吗？还是反而加重了它？
邵丽：很多东西，写出来并拿给大家看，会是一种纾解，但有时候也确实会加重它。所以说作家比别人背负的苦难更重，可能就是说的这样一种情况吧。
李勇：看您小说之外的文字，您是个热爱生活，也懂得生活的人。但您的小说却是紧张的、严峻的。生活会缓解您写作的紧张吗？或者说，您会刻意追求这种缓解吗？紧张的缓解是否意味着写作的危机？
邵丽：我享受生活，也能把生活和写作分开。作家进入写作姿态是个很奇妙的过程，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灵感吧。有了灵感，会缓解紧张、焦躁。但不能刻意，刻意只会制造紧张。
李勇：省作协和省文联主席的身份、体制的规约，对您的写作影响大吗？真正理想的写作状态，应该是完全自由、不受任何精神束缚的吧？您是怎么规避这种影响的？
邵丽：前面已经说过，社会职务确实影响了我的写作，很少有大块的时间可以静下心来写东西。但在这样的平台上，也确实拓宽了视野，丰富了写作素材。慢慢适应吧，我的适应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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