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曦聊天（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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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丽：我觉得“父亲”

对穗子母女的愧疚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逃避本身就很能说明问题。而母亲对穗子母女的顺从和忍让，恰恰是读懂了父亲的心思。“父亲”

那时毕竟是个十五岁的孩子，开始的冲天一怒，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尴尬和愧疚所取代。即使是一个职业革命者，他仍然有善良的底色和人性的底线。所以他的苦痛是最复杂的，也是他最无能为力的。想躲避而不能，想面对而无力，他一直活在这种无穷无尽的纠结当中。

陈曦：你为穗子这个人物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并且安排她的孩子们都有了更大的成就。这在原配文学形象里，是没有过的。现实中的“穗子”

和她的孩子，真是如此吗？

邵丽：河南很多地方都是革命老区，在老区这样的事例真不鲜见。我写的基本是原型人物，真事虚写，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小说了。在中原地区，这样的母亲大有人在。老根据地参加革命的男人多，穗子还算是幸运的，有的女人怀上孩子就再也没见过丈夫，一个人带着遗腹子支撑了一辈子，我们老家那地方称其为寡妇熬儿。我所熟悉的一个领导干部，祖母生下遗腹子，一辈子守寡，一个人把他父亲拉扯大，开枝散叶生了一大群孙子孙女，几乎个个成才。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文学作品，都不乏这样的坚强母亲。

陈曦：小说通过拴妮子女儿周雁来的自述，写出了与“我”

眼中完全不同的穗子形象。但你说“如果再重新写这个故事，我觉得应该给穗子发言的机会”

，你觉得穗子这个人物还有哪些可以挖掘的？她还有哪些话没有说出来？

邵丽：其实我是觉得，至少应该有一部分是从穗子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当然，如果这样说的话，至少也应该有父亲母亲的角度。但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穗子是一个反复被生活碾轧的人，是一个真正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但又是一个横亘在父母和“我”

、拴妮子中间的一个矛盾制造者。她怎么考量自己的人生？她到底想得到什么？我们无从知道。她是一个狠角色，也是一个被大而化之的角色。

陈曦：周语同成年以后，承担起了整个家族的使命，对子侄悉心栽培，不惜代价，各种帮扶。现实中你也是这样的一个人吗？你和后辈是如何相处的？

邵丽：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不回答，与作品无关。

陈曦：有评论者将《金枝》放在寻根文学或反思文学的谱系里看，你怎么看？

邵丽：我觉得都可以。其实寻根也是一种反思。我记得好像是上大学的时候，读过一本美国的小说《根》。它写的虽然是黑人从非洲被贩卖到美洲的寻根故事，其实挖掘的是黑人百折不挠地为自由而战的精神。

陈曦：你生于1965年，与李洱、艾伟是同龄人，他们曾表达过一个观点，60后作家可能是最后一代具有历史感的作家。而《金枝》和李洱的《花腔》、艾伟的《风和日丽》，也都涉及对革命经验尤其是革命者私人生活的书写。你是怎么看待你们这代人的写作的？处理革命的、历史的经验是你写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吗？

邵丽：这两个作家的家族背景我不是很清楚。我的家族更可以贴上“革命家族”

的标签，因此家族史在更大程度上也是革命史。但处理类似题材并不是我的强项，我很难从个人感情上超拔出来看待当时的历史。说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也好，说是理论的储备不足也好。反正我在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情感往往把思想给淹没了。

陈曦：《金枝》写得很顺，半年就完成了，但你自觉“谋划得不到位”

“写得有些仓促”

。你有进一步修改扩充的计划吗？

邵丽：没有修改扩充的计划。我写过的东西，自己几乎很难再沉进去。我觉得那是别人的故事，写过了就过了。但我会另起炉灶，从另一个方向重新进入。

陈曦：如果重写，你会以更加超脱的立场去写父亲的两个家庭、去看待两个家庭之间的矛盾纠葛吗？

邵丽：这个很难讲，一旦进入写作，作家是很难自己当家做主的，要看作品里的人物带着你往哪里去。但主观上是这么想的，祖辈父辈都渐渐地老去，而且自己随着年龄的增长，也会更客观更公正地审视历史，打量自己的亲人。至少我觉得，“亲人”

这个称谓，已经将过去的矛盾和纠葛稀释得差不多了。

陈曦：近年来你写作了很多父母题材的小说，为什么对上代人这么有兴趣？

邵丽：有人说我在“审父”

，就算是吧。在我还有能力的时候，如果不从我这里开始，将来谁会对孩子们讲一讲他们的先辈？莫非所谓的先辈，就剩一个名字和牌位吗？饶是如此，先辈的过去，就是我的今后。我不忍心。那一代人平凡而又奇崛的人生，不能似孩子口中的口香糖，嚼一阵子就给吐了。

陈曦：现在有哪些新的写作计划？最近在看什么书？

邵丽：对于下一部写什么还没有认真谋划。先休息一阵子吧，从身体到精神都需要充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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