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排兵布阵52（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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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为“荣”

，“葛”

误为“万”

等。院士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号称都是“部级待遇”

，飞机要坐头等公务舱的，平时早被尊贵惯了

，如今被你们胡乱整错，简直是不拿豆包当干粮袋嘛！不少院士更加怒不可遏。

据说这个项目运作了七八年，先后有一百多位专家学者参与论证考察。有一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向党中央呈递了建议报告，中央领导也作了批示。省主要领导也积极推动，还为此项目特批了机构编制。当地领导说：“作为承建地，既是特殊的荣耀，又是特殊的历史性机遇，我们肩负的责任重大、任务繁重，怎么重视都不过分。”

但是，北京两会上的反对声浪，再加上舆论的助推，还是使项目陷入上不得，下不得，推动无力、下马无据的境地。

实际上，项目运作过程中，从政府到民间始终存在反对的声音，但没有引起重视，更没预见到会成为两会期间的热点。

尚济民也听到过一些传闻，一是说山东搞“中华文化标志城”

，明显是小马拉大车。你山东是孔孟之乡，但你就代表中华了？各地都有想法；二是说投资00亿，又说不够还要更多亿，是想让中央政府出钱，实际是想用全国老百姓的钱，明显被人质疑非议；另外，一般上项目都是先有规划设计后再调动各种资源去推动，而这个项目还没有建设规划的具体方案，就先弄得风生水起，企图靠造势推动。而恰恰是造势造出了反对之势、质疑之势、不可能再由国家出资之势。

已陷入被动的山东只好给中办、国办发文请示，中共中央办公厅也正式答复：“鉴于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项目目前还没有做好前期论证，经与国务院办公厅协商，暂不作处理。请省里做好该建设项目的前期论证工作，并与国家发改委等有关部委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再重新报送。”

于是再找国家发改委。

很快就收到了发改委的正式意见：

一是“中华文化标志城的建设和运营主体应由地方政府来承担”

。

好了，想让国家出钱？不行！

二是“暂不在国家层面组建‘中华文化标志城建设指导委员会’”

。

这条更厉害。因为这句话本来不应该由发改委讲的，起码他是可讲可不讲的。可为什么就印成白纸黑字正式讲了呢？尚济民分析一定是有更高层的意思了，发改委才能堂而皇之出了文件。

听说后来项目发起者和推动者表示：这个项目要拒绝一切急功近利的东西，也不应该成为一个简单的旅游项目，可能会有三四百年才行，需要几代人的积累。

既然如此，那就慢慢来吧。该城是一个宏伟的远大目标，何时建成，我们和我们的儿子孙子都是看不到了。

尚济民怕的就是这样的结局。历史赋予他一个建设国学馆的使命，但历史没有赋予他更多时间。他必须确保项目成功，而且是在他手上成功。

机关工作分成两大块：一块是日常运转，一块是做项目。

日常运转，就是一个机关的例行公事，上行下达，完成本职任务和上级交待事项，完成下级报来需要答复、批准的事项。

做项目，就是按照职能任务，至少是上个年度提出来的具有阶段性、时限性、可量化、可验收的工作。

项目一般是一年、两年的，也有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的。还有无期限延续的，叫做“经常性项目”

。比如尚济民前任就弄了个出国培训项目，和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每年组一个团，由机关人员和全国业务对口单位人员组成，出国进行业务培训。国家外专局每年提供部分经费。

机关虽然年年有外访任务，也尽量安排方方面面都有机会参加。但总是会有某个角落晒不到阳光，需要专门关照一下。地方同志更需要这个机会，经常有人私下里打电话，要求关照关照。所以这个项目很受欢迎，成为一个经常性项目。

建设国学馆就属于做项目，而且是一个大项目，一个前人从未做过、找不到任何可参照的项目。

在中国官场上，到了省部级，特别是主持一个地方或者一个部门的一把手，中央的要求估计就是两条：控制局势、做出政绩。

控制局势，就是他主管、他负责的区域或者领域要稳定，要安全，不能出乱子。但谁敢保证不出一点乱子？煤矿瓦斯爆炸，百年一遇洪灾，半夜地震，全无任何征兆。暴力恐怖，群体上访，邪教闹事，剧院失火，校车翻沟，飞机失事，省长、书记再尽职勤政，也难完全掌控。为此落马的省部级主官，也并不鲜见。

当了大官，控制局势也并不容易。他要依靠一堆人才行。没有他可以依靠的人，官再大也没用。比如北方有个省长在乡下曾被警察铐在暖气管子上几个小时，司机开车逃出去才叫人回来解了围；南方有个省委书记就被拆迁失地农民挟持扣押，据说是经过化装才“返”

回省城。可知高官手下没他可依靠的人，也会和普通百姓一样，经历许多戏剧性场面。这年头，早已不是你往台上掰活，众多百姓在台下听的年代了。老百姓现在什么都懂了，又上网，又看电视，又玩微信，又进城务工，又会维权，你懂得的他也懂得，你不懂得的他也懂得。弄不好你刚开口一讲，老百姓早知道你下面要说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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