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对文学革命的退让与反击（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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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相较于新文艺中最新潮的普罗文学，鲁迅、徐志摩的作品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文学，并非真正的民众文学。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496页。当时有论者批评说：“树人颓废，不适于奋斗。志摩华靡，何当于民众。志摩沉溺小己之享乐，漠视民之惨沮，唯心而非唯物者也。至树人所著，只有过去回忆，而不知建设将来；只抒小自己愤慨，而不图福利民众。”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496页。钱基博因而下断语说，鲁迅、徐志摩“以文艺之右倾，而失热血青年之希望”
，并且认为，鲁迅、徐志摩分别参与创建的文学研究会、新月社均代表右倾。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6页。这一评价对鲁迅和徐志摩都不公平。鲁迅自始至终都是剑指统治阶层的批判者，徐志摩自始至终都是灵魂自由的捍卫者，怎么可能代表右倾？
总体来看，钱基博对徐志摩的白话文学尚有所肯定，并多次赞许徐志摩的新诗“富于玄想”
，对于周作人以“流丽清脆”
评价徐志摩的散文，他也没有异议。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页。但是，对于徐志摩与胡适相似的“以犀利之笔、发激宕之论”
的言论风格，钱基博却非常反感。他因而劝诫其子钱锺书勿效徐志摩。其实，钱锺书并不欣赏徐志摩，他讥讽徐志摩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从审美和艺术气质上看，徐志摩好像仍处在孩童般天真地享受美好生活的阶段。他主要的忧怨，就如同一个被宠坏的孩童，要么为了吃不够糖果，要么因吃得太多肚子不舒服而闹腾。”
钱锺书：《评吴宓先生其人其诗》（ANoteonMr。WuandHisPoetry），《钱锺书英文文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第76页。英文原文如下：HsuTse-mo，forallhisaestheticismandartiness，isstillababywhoenjoyilythepleasuresoflife；Hisfitsofunhappinessarethoseofaspoiledchildwhowailseitherbecausehehasnotgotenoughofsweetstoeatorbecausehehaseatenmorethanisgoodforhisstomach。此外，钱锺书在《围城》中假董斜川之口讽刺说：“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
钱锺书：《围城》，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第83页。三钱基博对新诗运动的评价
在胡适于1920年出版《尝试集》后，钱基博评论当时的盛况说：“自适《尝试集》出，诗体解放，一时慕效者，竞以新诗自鸣。”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3页。钱氏此说基本照抄其光华大学同事周的《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见《光华大学半月刊》第三卷第九、十期合刊，1935年6月。所谓“诗体解放”
，即是“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
，既不应使用已成为“死语言”
的文言，也不必受格律与古人的束缚。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胡适指出，“自由诗之提倡，（康）白情、（俞）平伯之功不少”
，可是，俞平伯虽然主张努力创造民众化之诗，但他本人的诗作却“往往索解不得”
，达不到“民众化”
的目标。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钱基博因而指出，“深入浅出，文学别有事在；而不在白话与非白话也”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意思是说，文学表达能否做到深入浅出，自有美学原理可循，并非取决于语言载体。因此，文白之别，不等于深浅之别。
钱基博随后根据他对新诗运动的观察，提出了“新诗四变”
说：
厥后新体之诗，始仅蔑弃旧诗规律，犹未脱旧诗之音节，再变而为无韵之诗，三变而为日本印度之俳句短歌，四变而至西洋体诗。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钱基博所引“自由诗之提倡，白情、平伯之功不少”
之说，原文如下：“自由（无韵）诗的提倡，白情、平伯的功劳都不小。但旧诗词的鬼影仍旧时时出现在许多‘半路出家’的新诗人的诗歌里。平伯的《小劫》，便是一例……”
（胡适《〈蕙的风〉序》）
在钱基博看来，新诗历经四变依然未上轨道，因此需要改弦易辙，另寻出路。他引用陈勺水、闻一多、梁宗岱等新诗运动者所谓“新诗无韵脚、平仄、音数，故体貌未具”
“惟不能诗者，方以格律为束缚”
“谁谓典故窒塞情思？谁谓规律桎梏性灵”
等诗论，并以朱湘的《石门集》（其第三编收录71首十四行体格律诗）为例指出，“新体诗之穷而当变，思复其初矣”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页。。他又盛赞黄庐隐《读诗偶得》中“诗不可学，然亦不能不学。……不可不学者，则其描写之技巧，如音调之铿锵，声律之和协等，皆由于锻炼而成”
“以太白大才尚分而学之，则吾人学诗尤不能不揣摩各家之长”
“诗不可绳之以逻辑。其绝不通处，正其绝妙处”
等诗观“皆合旧说”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4—495页。，并感慨道：
使十年以前而言者，当无不目为迂腐，斥为狂惑。曾几何时，穷则反本。不式古训久矣，今乃转闻诸素习新诗之作家，尝试未成，悔其可追！不用典而顿悟用典之妙，不摹仿而转羡摹仿之功，悠悠苍天，此何心哉？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95页。
钱基博此处所谓“十年以前”
，是指文学革命与新文化运动时期。1917年，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不摹仿古人”
“不用典”
“不讲对仗”
等主张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新青年》2卷5号，1917年1月。，拉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1920年，胡适又在《谈新诗》一文中明确提出了“诗体解放”
的观点：“直到近来的新诗发生，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诗体，并且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作什么诗；诗该怎样作，就怎样作。这是第四次的诗体大解放。这种解放，初看去似乎很激烈，其实只是《三百篇》以来的自然趋势。”
胡适：《谈新诗》，姜义华主编《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中华书局，1993，第389页。钱基博对胡适的“文学改良”
与“诗体解放”
的主张都不认同，但他在新潮澎湃之际，却不敢正面撄其锋，甚至以古文家的身份编了一本白话文选《语体文范》，直到部分新诗运动者如闻一多、朱湘、梁宗岱等因“尝试未成”
而重提格律、用典、摹仿古人之时，他才理直气壮地痛诋胡适“放废古文”
“放言无忌”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第485页。
很显然，陈勺水所谓“新诗无韵脚、平仄、音数，故体貌未具”
之说，为钱基博的复古思想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然而，平仄韵脚只是诗之形，气韵意境才是诗之魂。“诗有别材，非关学也”
。［宋］严羽著，郭绍虞校释《沧浪诗话校释》卷一《诗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第26页。无坦荡之襟怀，超俗之才情，即无真诗、大诗。至于平仄韵脚，则手持一二韵书即可征验校核，非难事也。况世易时移，言、音俱变，岂可死守成规而自缚手脚？天道有常，文体代兴，自白话、新韵取代文言、旧韵以来，自由诗成为主流乃大势所趋，其中佳制，实非胡适、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人尝试之作可及。观乎中华诗词百年嬗变，亦呈近体与新体并行之势。为近体者，当严守旧法，依律腾挪，自出机杼；为新体者，当守正出新，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诗之高下，在性情才气，而非用不用典，用不用韵。自由诗是以气驭剑，不以音韵胜，而以气韵胜，虽短短数行，亦需奇气贯注。诗语有如淬剑，烈焰激情须猝然冷却，而锋芒更甚。能从庸常中逼出哲性、诗意，即是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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