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对黄裳散文的嘉许（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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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诸位名家的评论皆为知音之言，其中尤以何满子的评价与钱锺书最相契。钱锺书的“酌古斟今”

黄裳：《故人书简》，第168页。据黄裳自述，钱锺书在1979年9月写给他的信函，是两人暌隔三十年后钱锺书寄给他的第一通来函，信中说：“年光逝水，世故惊涛。海上故人，零落可屈指。而酌古斟今，雅人深致，首数贤者与陈君西禾。契阔参商，如之何勿思。”

（第167—168页）信中提到的陈西禾，民国时期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是老一辈文化人、电影人，在戏剧、电影、翻译等方面有一定造诣，著有话剧剧本《沉渊》《春》，译有法国拜尔纳剧本《玛婷》，导演过根据巴金原著改编的电影《家》，成果寥寥，声名寂寂，却令钱锺书难忘。“化堆垛为烟云”

二评语与何满子的“谈今议古”

“绝无饾饤成文的痕迹”

二评语，虽然在语体上有文白之别，但在内容上并无二致。所谓“绝无饾饤成文的痕迹”

，不正是“化堆垛为烟云”

之意？很显然，钱、何二氏均注意到了黄裳旧学修养深厚，但又不至为古所泥的特点。

更重要的是，钱、何二氏均是以当代作家的作品为参照，彰显黄裳散文的卓异不凡。

钱锺书所谓“比见《人民日报》及读书杂志中大作，均隽妙迥异凡响”

“每于刊物中睹大作，病眼为明，有一篇跳出之感”

“虽考订之文，亦化堆垛为烟云”

，均以时人的作品，尤其是以当代作家的散文作品（即“时贤小品”

）为参照。钱锺书毫不留情地讽刺说，一些当代作家的抒情、写景之作，有如“握拳透爪”

“戴石臼跳舞”

。“握拳透爪”

的本意是握拳不开、爪透手背。“戴石臼跳舞”

应是指勉力而为，不能挥洒自如。如果抒情、写景都如此费劲吃力，就更不必说考订之文。反之如黄裳，连考订之文都能“化堆垛为烟云”

，更不必说抒情、写景之文。

何满子的对照分析更为直接，他明确地将黄裳创作于20世纪30年代的《蠹鱼篇》《四库琐话》《四库余话》等系列作品与当代的文化散文相对照，讽刺当代的一些文化散文不过是“先立下题目，临时去寻觅材料以炫耀渊博”

。他认为，“后者的那点‘用假嗓子唱歌’（林贤治语）的捉襟见肘的文化含量，较之六七十年前黄裳作品的文化底蕴来，也已相形见绌；更不说黄裳中年以后日益炉火纯青之难以企及了”

何满子：《黄裳片论》，《文学自由谈》2006年第4期，第87—88页。。

文化散文这一散文类型的勃兴，以1992年余秋雨《文化苦旅》的出版为肇因。在此之后，涌现了一大批以历史文化反思为基本取向的文化散文，形成了文化散文的创作热潮。文化散文多以历史事件与名胜古迹为题材，抒发作者的沧桑之感和对历史因果与人类文明走向的个性化感悟。除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之外，较有代表性的文化散文集有夏坚勇的《湮没的辉煌》、南帆的《辛亥年的枪声》、祝勇的《凤凰：草鞋下的故乡》、高洪雷的《另一半中国史》等。公允地说，在当代众多的文化散文中，还是颇有一些佳作的，如余秋雨的《白发苏州》《一个王朝的背影》，夏坚勇的《东林悲风》等。这些作品熔历史悲慨与感性体验于一炉，思绪凝重，气象恢宏，确有“大散文”

的格局，也开拓了当代散文艺术的疆域，具有一定的文学史地位，其审美价值不应轻易否定。当然，确有部分文化散文既无灵性，也无独到史识，只是为了充实作品的文化含量而大量堆砌历史材料，貌似渊博，实则笨拙。林贤治所谓“用假嗓子唱歌”

，钱锺书所谓“戴石臼跳舞”

，正是对这类作品的传神评价。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作者的天赋、悟性不足等因素之外，主要是因为文化断裂所造成的后遗症。余秋雨的《文化苦旅》虽然可算是文化散文中的上乘之作，文笔富于灵性华彩，历史感悟也颇为深邃，却因为文史知识上的差错较多而引起了很大争议。这些差错的出现，部分是由于粗心失察，部分是由于积淀不深，后者恐怕也与文化断裂有关。

所谓文化断裂，是指中国文化传统的缺位。百余年来，中国文化传统多次受到冲击。那些在古典文化空气较稀薄的环境里出生、成长并接受教育的作家，深受文化断裂的影响，历史文化修养大多不高，就算后来加以弥补，成效毕竟有限，无法和黄裳之类早年就有较好古典文化修养且长期浸润古代典籍的文人相比。由于文化散文特别考验一个作家的历史文化修养，如果本身并无深厚积淀，只是如何满子所说“临时寻觅材料”

，就难免会有勉强造作之弊。

钱锺书指出，“大学问家的学问跟他整个的性情陶融为一片，不仅有丰富的数量，还添上个别的性质；每一个琐细的事实，都在他的心血里沉浸滋养，长了神经和脉络，是你所学不会，学不到的。反过来说，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章实斋所谓横通），无论记诵多么广博，你总能把他吸收到一干二净”

钱锺书：《谈交友》，见《钱锺书散文》，第71页。。这一观点将“大学问家”

与“参考书式的多闻者”

明确区分开来，揭示了真正的学问并非知识的机械积累，而是与学者的性情相陶融，被学者的心血所滋养，富于个性和有机联系，旁人无法照搬、模仿。文化散文的写作如欲达到较高境界，就要求作者具有“大学问家”

的历史文化修养，不但积累丰厚，而且灵光灼灼。一个“参考书式的多闻者”

，一个现炒现卖的二道贩子，绝对写不出上乘的文化散文。黄裳“爱好旧史，癖于掌故”

（前述唐弢语），颇具雅人深致，其记游之作，虽不以文化散文自居，却能于不经意间臻于文化散文之妙境。这就印证了钱锺书所谓“今日之性灵，是昔日学问之化而相忘，习惯以成自然者也”

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第206页。。

概而言之，黄裳的部分白话散文作为新文学的典范，黄裳的部分历史游记、文史随笔（如《榆下说书》中的《陈圆圆》《杨龙友》《关于柳如是》等）作为文化散文的早期佳作，妙处在于活，在于化，述旧而能开新，论史而寓人情，既超越了新旧文化的对立，也超越了历史与现实的鸿沟，从而达到“酌古斟今”

“化堆垛为烟云”

的境界，的确高于包括诸多文化散文在内的众多“时贤小品”

。而作为钟情明末张岱散文的新文学家，黄裳也不愧现代文体家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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