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钱氏父子对新文学的态度（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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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钱氏父子对新文学的态度

钱锺书对曹葆华浪漫主义诗风的讥评

钱锺书对民国时期清华校园诗人、现代派诗人曹葆华的新诗集《落日颂》所作的评论此文原载《新月月刊》第四卷第六期（1933年3月1日），以曹葆华诗集名称为题，收录于《钱锺书散文》，第94—103页，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是他唯一的新文学作品论，也是他唯一的新诗评。

《落日颂》是曹葆华的第三部诗集严格地说，《落日颂》其实是诗人的第二部诗集，因为他此前出版的诗集《灵焰》（1932）基本上是其第一部诗集《寄诗魂》（1931）的浓缩本。可参看《诗人翻译家曹葆华》（二卷本，陈晓春、陈俐主编，上海书店，2010）的诗歌卷，其中收录了《寄诗魂》《灵焰》《落日颂》《无题草》等诗集。，由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于1932年，表现出一贯的澎湃峻烈的浪漫主义诗风。钱锺书的诗评从风格、修辞、情调、结构、神秘主义内涵等多个方面对曹葆华的诗艺进行了较为深入、全面的评说。其评价以否定为主，其中包括“冲动女人的作风”

、“镶金牙的诗”

、“文字强奸”

、比喻“陈腐”

等评语，虽然是有的放矢，却未免有失厚道。不过，钱锺书不留情面的严厉批评对于曹葆华诗风的转变与诗艺的提升应该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后者于1937年出版的《无题草》与《落日颂》相比，冲动的作风大为收敛，更注重意象的经营、用词的精准，诗境也更为深邃，呈现出从粗放的浪漫主义趋向深沉的象征主义的显著变化。

更为重要的是，这篇诗评还对“拜伦式的态度”

以及浪漫主义诗人的“自我主义”

倾向进行了批判与反思，主张汲取东西方圣书里的“苍老的智慧”

钱锺书：《钱锺书散文》，《落日颂》，第101页。，主张人与宇宙、人生的和解，劝勉浪漫主义诗人从“消灭宇宙”

的狂热转向“消灭自我以圆成宇宙”

同上。，其批判锋芒直指曹葆华所效仿的郭沫若那种“我把全宇宙来吞了”

“我便是我了！”

之类天狗式宣言和天狗式冲动，俨然是一篇反浪漫主义（anti-romanticism）的诗学檄文，与艾略特、白璧德等西方反浪漫主义者堪称同调。

遗憾的是，钱锺书的这篇诗评却没有受到当代新诗研究者的足够重视，诸多探讨曹葆华诗歌艺术的学术论文对其只字未提。如孙玉石先生全面探讨曹葆华对新诗贡献的长文《曹葆华的新诗探索与诗论译介思想》一文，详尽引用了曹葆华同时代学者、作家（如闻一多、朱自清、朱湘、吴组缃、李长之等人）对《落日颂》及其他诗集的评价，却没有提及钱锺书的评论文章。孙玉石先生的论文刊发于《现代中文学刊》2009年第3期，第56—63页。除了孙先生的论文，其他较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曹万生《1930年代清华新诗学家的新批评引入与实践》（《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张洁宇《曹葆华与中国“现代派”

诗歌》（《西北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等文，均未引用钱锺书的诗评。收录于《诗人翻译家曹葆华》史料·评论卷中的《对自我的探究和追寻——析曹葆华的〈无题三章〉》（吴晓东）、《曹葆华诗歌之“梦”

》（吴晓东）、《论曹葆华清华时期的诗歌创作》（张玲霞）、《“京派”

：“清华三杰”

之一——曹葆华》（沈用大）等文，也均未引述钱锺书的评论。吴晓东在为《诗人翻译家曹葆华》所作书评《场域视野中的曹葆华》（《中华读书报》，2011年3月9日11版）一文中，简要介绍了钱锺书的这篇诗评，惜因篇幅与体裁所限，未展开讨论。深入解读这篇未得到足够重视的新诗评，有助于阐明钱锺书对新诗人曹葆华所作评论的得失，以及他对以拜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诗派（鲁迅称之为“摩罗诗派”

）的批判立场和对神秘主义的推崇，从而深化中国新诗发展史研究与西方浪漫主义对中国的影响研究。一“产生两极现象的诗人”

曹葆华（本名宝华）于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1931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学习。他在读书期间出版了三部诗集，文名颇盛，直追闻一多、朱湘，有人甚至赞誉他为“校园唯一诗人”

沈用大：《“京派”

：“清华三杰”

之一——曹葆华》，《诗人翻译家曹葆华·史料·评论卷》，第270页。。他的《落日颂》出版于1932年11月，收诗41首，最后一首名为《落日颂》，全集即以此为题，正可以涵盖诗人那种悲凉愤懑的心绪、“灵魂的饥饿”

语出曹葆华《落日颂》里的第一首诗《告诉你》：“告诉你，这不是我的顽梗，我的狂妄，我是全为着灵魂的饥饿不能不这样。”

（《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第118页），《叹息》中有类似的说法：“我从前常对月沉思，向着默默的苍空吐出吁嗟，也因为这灵魂的饥荒无法满足。”

（《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第136页）所谓“灵魂的饥饿”

，应是指对永恒和天堂的渴望。另需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的《落日颂》中的诗句，均出自《诗人翻译家曹葆华》诗歌卷。以及为灰暗的尘世唱挽歌这一主题。《落日颂》出版之际，钱锺书尚在清华外文系就读，低曹葆华两届。相对于李长之、春霖、芳中等同学师友的恭维、热捧或委婉批评参阅芳中《评曹葆华著灵焰落日颂两集》（原载《清华周刊》第38卷第12期，1933年1月14日）、李长之《介绍与批评“落日颂”

》（原载《清华周刊》第39卷第4期，1933年4月5日）、春霖《评曹葆华的落日颂》（原载《清华周刊》第40卷第3、4期，1933年11月13日），均收录于《诗人翻译家曹葆华》史料·评论卷，其中芳中一文的发表时间早于钱锺书对《落日颂》的评论。，钱锺书的评论可以说是锋芒毕露，毫不留情，大有魏晋名士纵才使气、放言无忌的遗风。

他认为，在新诗领域，有一种“产生两极现象的诗人”

，“这种诗人好比几何学中的垂直线，他把读者两分（bisect）了：读者不是极端喜爱他，便是极端厌恨他；他绝不会让你守淡漠的中立。谁是绵羊（sheep），谁是山羊（goat），井井然分开了，不留下任何tertiumquid”

（拉丁文，意为第三者，此处可译为中间地带——作者注）。《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5页。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钱锺书所谓“两极现象”

，也就是读者反应上的两极化：要么极喜爱，要么极厌恶，没有调和的余地。钱锺书指出，曹葆华就是这样一个会在读者中激发两极现象的诗人，并且是这类诗人中的佼佼者，所以他从来没有碰到“公平无偏颇的批评”

《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4—95页。。造成这种截然对立的审美反应的主要原因，则是这类诗人的创作风格。钱锺书借用司空图的“诗品”

（诗的风格类型）这一概念评价说，这类诗人的风格“常使我们联想到一阵旋风，一团野火，蓬蓬勃勃的一大群强烈的印象”

《落日颂》，《钱锺书散文》，第95页。。在现代诗人中，除曹葆华的《寄诗魂》《落日颂》之外，郭沫若的《女神》以及胡风、蒋光慈等人的诗歌也会带给读者“一大群强烈的印象”

。这种“旋风野火”

式的诗风，有点像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雄浑”

“豪放”

这两种风格类型。不过，与“雄浑”

这一品相比，“旋风野火”

式的诗歌虽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

的气势，却无“超以象外，得其环中”

的空灵韵致，与“豪放”

这一品相比，这类诗歌虽有“观花匪禁、吞吐大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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