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子和而不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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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在给好友刘敞的信中写道：“得介甫新诗数十篇，皆奇绝，喜此道不寂寞。”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四八。二、欧阳修反对青苗法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策令之一，颁布于熙宁二年（1069）九月，也即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借贷法。政府每年于夏、秋两季青黄不接之时，借钱或者贷谷物给农民，农民收获后连本带利偿还，故称青苗法。青苗法是对汉代以来政府所实行的常平仓法的改革，又称常平新法。青苗法刚推出时，还带有试验性质，只在河北路、京东路、淮南路三路施行，证实效果不错。次年正月，开始向全国各地推广，年息百分之四十，听民自愿，不得强制贷款。

汉代以来，历代政府出于调节粮价和备荒救济的目的，在各地设立粮仓，丰收之年以高于市价的价格购进粮食，歉收之年则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仓中的粮食，使丰收时不致伤农，歉收时又不致出现生活困难的民众活不下去的情况。

北宋淳化三年（992），东京附近大丰收，于是朝廷下诏在东京周围开始设立常平仓，作为制度颁行。景德三年（1006），由于连年的丰收，朝廷诏令在全国各地普遍建立常平仓。

宋朝初期于常平仓外，另外设立了用于社会救济的粮仓“广惠仓”

。政府将各地的“户绝田”

出租，以其收入，作为对老幼贫弱不能独立生活之人的救济。由于二者的功能都很单一，管理仓库的官员并不认真履行职责，政府又没有持之以恒的监管措施，导致有的粮仓空虚；有的粮仓不及时更换新粮，粮食霉烂严重，已经不能食用；有的则挪作他用。

庆历七年（1047），二十六岁的王安石知鄞县（今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期间，看到农民青黄不接时期，为了度日，被迫向高利贷者借钱或借粮，利息很高。驴打滚、利滚利的盘剥，常常使民众倾家荡产。他于是开始思索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晚上读《周礼》，他看到了一段很有启发意义的话，就是周代政府于困难时期，发放贷款给民众，帮助民众脱离困难。王安石也是一个很有创新精神的人，第二天一大早他即去县衙旁边的常平仓考察，看到常平仓里面的粮食还比较多，质量也比较好，于是发出告示，将常平仓的谷物以较低的利息贷给民众，收获之后偿还。这个措施推出去之后，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民众顺利地度过了青黄不接的岁月，常平仓的粮食也得以及时更新。收到的利息首先用于常平仓的改造及管理人员待遇的提高，使他们有了工作的积极性，结果可谓多赢。

其实，欧阳修在景祐三年（1036）所写的《原弊》一文中，已经尖锐地指出了高利贷对农民的严重伤害。穷困潦倒的农民，为了生活，只好借高利贷，利息达两三倍之多，等到收获的时候，常常是倾尽所有收获也不够偿还。（宋）欧阳修著，洪本健校笺：《欧阳修诗文集校笺》（下），外集卷九《原弊》。

王安石在鄞县推出这个创新性的举措之时，在陕西和京东地区，也有官员推出类似的措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这也是王安石推行青苗法的重要原因。

青苗法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毕竟是牵涉千家万户的利益，从效果来看，各地很不一致。熙宁三年（1070）四月，前秀州军事判官李定到京师，拜谒反对青苗法的著名人物李常。李常问道：“南方民众如何看待青苗法？”

李定回答道：“大家都认为方便了民众，没有不好的地方。”

李常听后说道：“官家和大臣们围绕青苗法目前正在激烈争论，你见了人千万不要这样说。”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陈舜俞、毕仲游等官员的记录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九月推出之时，欧阳修知青州，当韩琦、司马光等激烈反对青苗法时，欧阳修也参与到反对之列，而且反对颇为激烈。他一方面向朝廷上札子表示反对，一方面不待朝廷同意，擅作主张，下令青州所属州县停止执行青苗法。神宗鉴于欧阳修三朝老臣的面子，没有论罪，只是批评了事。

欧阳修之所以反对青苗法，和二人的为政风格大不相同有关系。欧阳修一贯主张宽简政治，而王安石的为政风格则是雷厉风行。下级官员在中央集权体制之下，很容易迎合上级，层层加码。变法过程中，也出现了此种现象，导致变法措施的原初目的严重扭曲。在有些地方反而加重了民众的负担，无形中为改革、也为王安石添加了骂名。欧阳修因为反对青苗法，已经被神宗温和地批评，再加上身体状况愈益糟糕，干脆再次提出致仕的请求。当然，欧阳修反对青苗法，并非反对所有的变法举措。

欧阳修、司马光、韩琦等反对青苗法，也和他们所坚守的儒家思想中的理想主义信仰有很大关系。他们一方面不断鼓吹尧舜禹时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太平盛世，另一方面又不断批评现实政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这种做法，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可以促使封建帝王时时做出反省，不要夜郎自大；另一方面，具体到“义”

与“利”

的矛盾上，他们一味夸大“义”

的作用。其实，赵宋从真宗后期开始，“冗官”

“冗兵”

“冗费”

问题，已经使国家财政日益紧张。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解决“三冗”

问题，由传统的重视节流，转向开源，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做大蛋糕，增加国家的收入来解决问题，也可以减轻民众的负担，增加国家的国力。这种新的发展路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

欧阳修在熙宁三年（1070）五月上朝廷的札子中指出：“即使取二分利息，也是朝廷与民争利，应该只收取本钱。否则的话，和高利贷者比较起来，只是五十步笑百步。”

（宋）赵汝愚：《宋朝诸臣奏议》（下）卷一一四。当然，欧阳修对青苗法的批评，绝非像有些人传言的骂王安石为奸邪，“在一国乱一国，在天下则乱天下”

（清）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十二月王安石担任平章事，次年春天，欧阳修还写了贺词。

且不说宋代以前政府“与民争利”

的例子屡见不鲜，单说当时为了解决“三冗”

问题，仅靠税收远远不够。而青苗法颁布之后，政府的收入明显增加，改革的效益逐步显现。

欧阳修虽然反对青苗法，但他和王安石的关系，始终是正常的亦师亦友的关系，正所谓君子“和而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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