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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早在2021年初，《金枝》刚刚出版时，邵丽就曾谈到过“金枝”

这个题名的由来。“《金枝》这个书名也是后来改的，最开始我拟定的书名是《阶级》，意思是我们如何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攀登，努力向我们所希望的生活靠近的过程。特别是‘父亲’先后有过两任妻子，留下了两个家庭。我们代表城市这一支，穗子代表的是乡村那一支。几十年来，两个家庭不停地斗争，就像站在各自的台阶上，互相牵制着上升的脚步。但是因为这个意思不容易被理解到，后来在程永新老师的建议下，才改为了《金枝》。”

高丹：《邵丽〈金枝〉：追问两代女性的命运困局》，澎湃新闻，2021年1月20日。在此，虽说都是较为抽象的小说标题，但从《阶级》到《金枝》的改变，某种程度上能够看出作者的创作意图来。邵丽试图聚焦的“阶级”

问题，也确实是《金枝（全本）》小说叙事的重要因素。具体来看，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强调家庭出身的问题。小说中，这种与“阶级”

密切相关的家庭出身问题，曾令家族的祖辈们无比困扰。父亲的祖父周同尧虽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有过光荣的革命经历，但沉重的“家庭出身”

始终如影随形，而长征途中脱离部队三个月的历史问题，也常因家庭问题被无限放大，这导致了他在日后的政治运动中历经磨难，最后含冤而逝。周启明也是由于家庭出身，以及叛徒爷爷和失踪的父亲的历史问题，无论工作多么积极，多么有能力，始终不受信任，无法得到重用。到了周语同这一辈，家庭出身的影响依然存在，从小到大，“革干”

这个特殊的身份标签，显然对她的成长之路造成了不良影响。与周语同相似的是，周拴妮的丈夫刘复来也来自“剥削家庭”

。正源于此，他虽有过人的能力，也被剥夺了诸多机会，最终只能委曲求全，以“倒插门”

的方式“嫁”

到周家。失去所爱的他，直到晚年才得以进城。

其实不仅仅是这些大家族的子弟，就连小说中的周庆凡和莲二婶子等被周家收养或收留之人，也因为与周家的瓜葛而“玷污”

了原本的身份，这对他们产生了或明或暗的政治影响。作为地主家的长工，周庆凡所彰显的家族小说“义主忠仆”

的叙事模式，在《白鹿原》等经典作品中已然清晰。周庆凡的复杂性在于，他“干的是长工的活，吃的是长工的饭”

，却又是形式上的“长孙”

，“替人当了地主”

之后，自然饱受身份问题的困扰。也正是因为这种沉重的家庭出身问题对于个体的“束缚”

，使得父亲那一辈人对革命的忠诚，在孩子们看来始终难以理解。如小说所呈现的，“他们那一代革命者，怎么说呢，骨子里头满是忠诚。我在许多年里都很惊奇，我父亲经历了十几年的批斗磨砺，但他从不怀疑什么，一如既往地听上级的话，从不减弱对组织和领袖的热爱。一直到他死，若是有谁胆敢在他面前说组织丁点儿不敬的闲言碎语，他立刻就会拍案而起，甚至会与此人反目成仇。”

邵丽：《金枝（全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第90页。也正是这种历经磨难却九死未悔的忠诚，彰显了那一代人的可敬可爱，也更显出所谓“家庭出身”

问题的荒诞与不公。

其二，突出城乡差别的问题。根据前述邵丽的解释，她所谈及的家族内部两个家庭的斗争，其实更多关涉的是城乡差别的问题。她之所以试图将小说命名为“阶级”

，很大程度上在于周语同与周拴妮所代表的城市与乡村的阶层分野。这种以“阶级”

名义展开的城乡差别问题，在小说里有着极为鲜明的呈现。比如，小说开场便是父亲的葬礼上，那段由“我”

讲述的令人触目的阶级图景：“我精细打理妆容，沉稳、得体，腰板挺得笔直，哀伤有度。我是父亲的长女，是个在艺术界有影响的知名人物。这是父亲的葬礼，我的存在，拓宽了父亲死亡的高度和宽度。”

与“我”

相对的周拴妮，则“没有人会多看她一眼，甚至没有人关心她是谁”

，“一个笨拙的乡村妇女，臃肿、肥胖，衣着邋里邋遢。也没人想到她跟这场葬礼的关系。”

“这可怜的女人，她显而易见的窘困又无知”

，且处处暴露出“乡下妇人的不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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