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与英国文学的关系（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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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发力撰写了可以称之为“为奥斯丁一辩”
的长文——《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这篇重要论文既是对奥斯丁小说艺术的辩护，也是杨绛本人的小说艺术宣言，并且是“前现代小说”
守护者对于伍尔夫所代表的“现代小说”
观的一份掷地有声的美学檄文。
杨绛在文中开宗明义地指出：
议论一部作品“有什么好”
，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或是认真探索这部作品有什么好，或相当干脆的否定，就是说，没什么好。两个说法都是要追问好在哪里。这里要讲的是英国19世纪初期的一部小说《傲慢与偏见》。女作者珍妮·奥斯丁是西洋小说史上不容忽视的大家，近年来越发受到重视。爱好她的读者，要研究她的作品有什么好；不能欣赏她的人，也常要追问她的作品有什么好。……本文就是要借一部国内读者比较熟悉的西洋小说，探索些方法，试图品尝或鉴定一部小说有什么好。杨绛：《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三联书店，1986，第51—52页。
这段开场白有两个要点：一是文学批评最基本的功能就是鉴定一部作品的好坏，但不能简单地肯定或否定，而必须指出有什么好或有什么不好；二是对于《傲慢与偏见》的评价存在分歧，有人爱好它，有人不能欣赏它，杨绛在注释中特地说明，同样被李维斯列入英国文学伟大传统的康拉德就曾质疑奥斯丁“有什么好”
（Whatisthereinher?）杨绛：《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关于小说》，第52页。。因此，她对奥斯丁的赞赏也是对康拉德的回应。
在参照福斯特《小说面面观》，布斯《小说修辞学》，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等西方文论经典的基础上，杨绛首先阐明了她对小说本质的认识。概而言之，对杨绛来说，小说本质上就是以文字为载体的编故事的艺术，人物、情节、布局及语言都占有重要地位，她特别强调，“如果故事的情节引人，角色动人，就能抓住读者的兴趣，捉搦着他们的心，使他们放不下，撇不开”
杨绛：《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关于小说》，第53页。。以上述颇为传统的小说艺术观为依据，杨绛从题材选择、创作角度、讽刺的内容及方式、布局手法、塑造人物方式、叙事方法以及语言艺术等多个角度细致解析了《傲慢与偏见》的妙处。
奥斯丁冷眼观世，擅长刻画可笑的人物、可笑的情节，她的小说因而堪称喜剧性小说，并且具有菲尔丁所推崇的人生之镜的功用。镜子能够照出丑人丑事，可充针砭，可当鞭挞，不仅反映人生，且具警戒作用。《傲慢与偏见》的警戒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理智的笑”
，而不是泼辣的嘲讽或犀利的批判，奥斯丁聪慧而温和，从不正面教训人，只用她“智慧的聚光灯照出世间可笑的人、可笑的事，让聪明的读者自己去探索怎样才不可笑，怎样才是好的和明智的”
杨绛：《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关于小说》，第65页。。在格外推崇《傲慢与偏见》以“理智的笑”
为核心精神的喜剧风格的同时，杨绛对于《傲慢与偏见》的人物塑造与布局手法，也是由衷赞赏。她认为，奥斯丁最感兴趣而最拿手的本领是创造人物，其全部作品写的都是平常人，不仅个个特殊，而且都是“精雕细琢，面面玲珑”
杨绛：《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关于小说》，第69页。。从小说布局上来看，《傲慢与偏见》里没有不必要的人物，没有不必要的情节，故事虽然平淡，但每个细节都令人关切，更重要的是，一般小说的布局总不免显出人为的痕迹，但《傲慢与偏见》的布局却是既严密又自然，“读者不觉得那一连串因果相关的情节正在创造一个预定的结局，只看到人物的自然行动。作者当然插手安排了定局，不过安排得轻巧，不着痕迹”
杨绛：《有什么好？——读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关于小说》，第66页。。
综观杨绛对《傲慢与偏见》及奥斯丁小说艺术的评价，她的确富有说服力地回应了包括康拉德在内对这部小说“有什么好？”
的质疑，全面而细致地揭示了奥斯丁化平凡为神奇、寓警戒于谐趣的出色技艺，也同时彰显了她和奥斯丁以至菲尔丁颇为相契的小说艺术观。如果对照伍尔夫的现代小说理论，杨绛的小说艺术思维无疑还停留在“前现代”
。她对人物、情节与结构完整性的重视，对“情节引人，角色动人”
的小说艺术的欣赏，及对文学作品的镜像式的客观反映功能的推崇等，都与现代派作家的取向有异。
西方意识流小说代表作家伍尔夫（VirginiaWoolf）在《现代小说》一文中将菲尔丁、奥斯丁列为古典作家的代表，并语带嘲讽地评论说：
对现代小说作任何考察，哪怕是作最随便最粗疏的考察，也难免产生想当然的看法，以为这门艺术在现代的实践中总会比从前迈进了一步。凭着当时各人的简单工具和粗陋原料，可以说菲尔丁干得不坏，简·奥斯丁干得还要好，……他们的那些杰作确实都有些如今罕见的质朴风味。伍尔夫：《现代小说》，赵少伟译，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49页。
她随后不客气地批评了在当时英国文坛地位甚高的威尔斯、贝内特、高尔斯华绥这三位创作手法传统的能工巧匠。在她看来，传统小说为了证明故事的可靠逼真而付出的巨大劳动，往往把力气用错了地方，“错到遮暗了挡断了内心所感受的意象的程度”
，作家似乎是被逼着提供故事情节，提供喜剧、悲剧、爱情穿插，提供一副逼真的外表，“连外衣的每个纽扣都符合当时的时装式样”
伍尔夫：《现代小说》，第152—153页，《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她认为，只要“向内心看看”
，生活远非像传统小说描述的那样，因此，小说家应该面向内心改变写法，挣脱艺术陈规的束缚：
如果作家是个自由人而不是奴隶，……如果他的作品能依据他的切身感受而不是依据老框框，结果就会没有情节，没有喜剧，没有悲剧，没有已成俗套的爱情穿插或是最终结局，也许没有一颗纽扣钉得够上邦德街裁缝的标准。……生活是一圈光晕，一个始终包围着我们意识的半透明层。传达这变化万端的，这尚欠认识尚欠探讨的根本精神，不管它的表现会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而且如实传达，尽可能不羼入它本身之外的、非其固有的东西，难道不正是小说家的任务吗？伍尔夫：《现代小说》，《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第153页。
伍尔夫的上述观点涵盖了现代派小说的基本精神，彰显了现代派作家试图打破传统小说注重故事情节、人物的逼真性、戏剧性效果与严密结构的老框框，并在对生活本质重新认识（“生活是一圈光晕”
）的基础上崇尚表现内心意象的创作新思维。对伍尔夫来说，菲尔丁、奥斯丁等古典作家正是老框框的搭建者，她要感激的先行者是哈代、康拉德，她所激赏的先锋小说是乔伊斯的《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和《尤利西斯》。
如果说，伍尔夫的《现代小说》是现代派小说的宣言书，杨绛的《有什么好？》就是“前现代小说”
的辩护状。她对菲尔丁、奥斯丁所代表的喜剧性小说传统的推崇，她对小说的故事性以及客观反映人生的镜像功能的肯定，她对情节生动性、人物逼真性、布局严密性的高度重视，她对小说的警恶劝善作用（与现代派文学及后现代文学的非道德化或反道德化倾向相对立）的认同，均表明了她是“前现代小说”
价值的捍卫者。从她本人的小说创作历程可见，她虽然在早期尝试过浪漫传奇的写作，20世纪70年代又写过一个富有《聊斋志异》风味的“鬼故事”
（《鬼》），其创作主调却是喜剧化的写实风格，她后期创作的短篇小说《“大笑话”
》《事业》，长篇小说《洗澡》及其续作《洗澡之后》，均是以描摹世态人情见长并以奥斯丁式的“理智的笑”
为创作精神的写实性小说，相对于新时期、后新时期先锋文学、实验小说的创作热潮，她的冷眼观世又富于谐趣的客观化书写（包括其大部分散文），是一股宁静的清流，与世无争却引人入胜。
笔者以为，伍尔夫主张以人物心理为中心，轻视小说的故事性与情节塑造，是一种突破了传统小说阅读者期待视野的小说艺术观，彰显了现代派作家的探索精神与求新意识。不可否认，方法创新、叙事实验都有其积极意义，但要把握得住，也要贴合小说的特点，不能不把小说当小说。小说说到底是讲故事的艺术，人物、情节、布局都应重视，能把三方面处理圆熟而又能以独到传神的语言风格加以演绎的，就是一流的小说。因此，现代派并非好小说的代名词，“前现代”
的小说美学也不一定落伍，甚至更契合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2015年9月，《中国青年报》刊文指出，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在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最为畅销，二书累计销售均超过三百万册。林蔚：《茅奖作品销量两重天》，《中国青年报》，2015年9月25日。笔者在近期所作的“影响当代中国的中外小说”
的网络调查中发现，《平凡的世界》及武侠小说是在各阶层中拥有最广泛读者的当代中国小说。众多网友的反馈表明，凡真切表现人之悲欢离合及挣扎求生的小说，或是能够满足读者“白日梦”
的小说，都能引起共鸣，也最受欢迎。龚刚：《哪些中外小说最受国人喜爱？》及续篇，《澳门日报》，2018年1月9日、1月30日。《平凡的世界》作为一部写法相对传统，对小说的故事性与人物、情节塑造高度重视的写实小说就是一段真切表现人性和人生的奋斗史，它能够成为当代中国受众最广泛的小说之一，恰恰证明“前现代”
小说美学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此外，杨绛本人的兼具人文关怀和修辞机趣的写实性书写也同样深受当代广大读者喜爱，在当当网公布的“2017年备受欢迎女性作家名单”
中，杨绛位列第一，其次是《摆渡人》作者、英国作家克莱儿·麦克福尔（ClaireMcFall）以及王安忆、迟子建、阿加莎·克里斯蒂等人。王一鸣：《她们，为何成为当当2017备受欢迎的女性作家？》，《中华读书报》，2018年3月14日。由此可见，无论是学院写作还是民间叙事，只要能够真诚地表现人生的探索和思索，只要能够真切地呈现生活的质感和生命的温度，就能引发广泛的共鸣，并获得各阶层读者的喜爱。
从杨绛与英国文学的总体关系来看，她可以说是菲尔丁、奥斯丁这两位伍尔夫眼中过时的古典作家所代表的英国喜剧性小说传统的阐释者和守护者，也是狄更斯、萨克雷所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同路人，她对《傲慢与偏见》的爱赏与推崇，则彰显了遥隔百余年的两位中英女作家在性情心性及小说艺术观上的高度契合，其《有什么好？》一文作为“前现代小说”
的辩护状是对伍尔夫《现代小说》一文所代表的现代派小说观的有力回应，必将在现代文论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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