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再放钱杭乃（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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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极端排外立场和情绪：
第一件是“俺家老五从树上掉下摔断腿的事”
。那是197o年6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当时41岁的母亲已是2个月的妊娠之身了。我和老六正在大队会计赵剑家的西屋“叽叽歪歪”
地下着军棋。忽然传来东屋赵剑老伴开着房门，扯着“公鸭嗓”
大声骂道：
“妈了个逼的！你是哪家的死孩崽子！快马溜地给我下来！”
她一边骂着，还一边拎着烧火棍冲到院中央的大榆树下。
我只知道赵剑的老婆姓宋，叫啥名不记得了。不到4o岁的年纪，是个颇有几分姿色，行事泼辣霸气的女人。别看赵剑在大队吆三喝四，人五人六的，回家见了老婆就“鼠眯”
。听到赵剑老婆在院里这一通恶骂，母亲和我与久章都不约而同地趴着窗台向外看去。这时，只见一个人影从院中大榆树上掉了下来，随后就听见传来“妈呀妈呀”
嘶心裂肺般的俺家老五的哭叫声……
当我们一起从屋内跑到大榆树下的时候，只见老五正在地上抱着腿疼得满地打滚。看到老五摔成这般模样，赵剑老婆一看惹了祸赶忙跟我母亲假惺惺地赔着不是说：
“老嫂子，你别生气！俺以为是外头谁家的野孩子来够榆叶钱，真没想到是你家老五哇！”
此时，也不知是汗流面颊，还是泪洒衣衫，老五衣服的前大襟竟湿了一大片。身子倒是立起来了，但只能单腿蹦。直到这时母亲才预感到老五的左腿可能是真的摔断了。见此情景，母亲吩咐我赶紧去大队部通知继父找人套车去医院。
大约1o分钟后，继父和赵剑一起赶了回来。不大一会儿，由腰杭三队我同学沈洪昌的父亲赶着一辆二马车来到了赵剑家。于是我和继父等把老五抬上车迅朝莫莫格卫生院跑去……
在此过程中，我曾一度对赵剑心存两个不满：一是赵剑明知老婆吼骂是导致老五从树上掉下摔断腿的主要原因，但他却佯装不知，扁屁未放；二是赵剑本应主动提出随车前往莫莫格并承担医疗费，但他却故作傻态，漠然处之。此事若放在今天，试问他赵剑还敢如此不负责任吗？由此可见，是当时的人为政治情势无形中把某些人的人性变得丑陋不堪了。
第二件是“俺家老六在学校随口一句妄言竟被无限上纲的事。”
那是1971年1o月上旬的一天，正在腰杭小学二年级读书的老六久章，不知为何竟口出妄言说了“林彪是毛主席的儿子”
一句话而在腰杭学校引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林彪叛逃事件刚生不久，人们“以阶级斗争为纲”
那根弦都崩得老紧了。稍有蛛丝马迹或风吹草动，大伙就会风声鹤唳，如临大敌。
此事若放在今天，一个口无遮拦，不谙世事的小学二年级学生随口这么一说，任何人都不会大惊小怪。但那时却被看成是相当严重的政治事件，并被某位“有心人”
无限上纲汇报给了大队长王景山。当时王景山因嫉妒我继父跟张君书记走得近正苦于找不到整我继父的理由，所以他才故意拿这件事借题挥做起了文章。对于这件事，他给出的理解是：陈久章虽是个不懂政治的小孩，但不代表他身后的大人不懂。林彪叛逃刚摔死在温都尔汗，孩子为啥就能说出这种话？这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
随后，学校抓住这件事开始在学校掀起了谩骂、孤立久章的风潮。弄得老六久章整日哭哭啼啼，甚至连学都不想上了。当时继父和张君书记正在长春出差办事。万般无奈之下，母亲让我给在长春的张书记和继父了一封电报，请求张书记救救孩子。此事后经张书记干预，最后终得圆满解决。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问题得以纠正。这一事例再一次证明，腰杭乃人打着阶级斗争晃子，干欺生排外这类恶事要远比苏可人更胜一筹。
其二，由苏可迁居腰杭致使我家的生活条件“一落千丈”
。自劳改农场十分场划归省属农场后，新更名的“东方红国营农场”
仍是拥有5ooo职工的省属最大谷物农场。从精神文明建设层面看，农场有自成体系的“农场精神”
、“农场理念”
和“农场文化”
；从物质文明建设层面看，农场职工人人都有国企职工身份，月月拿工资，过着旱涝保收，衣食无忧的生活。仅凭这两大优势，即足可让周边农村人眼馋得犹如“水中望月”
一般。在周围农村人眼里，农场人的身价是绝对高人一等的。
当时农村姑娘都从内心渴望到农场找对象结婚。因此缘故，一些颜值不错的姑娘只要能进农场她们宁愿自降身价也在所不惜。例如，腰杭大队张君书记三女儿嫁与苏可许言信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为这桩婚姻作媒的是我的母亲。退一步说，假如许言信不是农场职工，那么他就是给张三姑娘过再多的彩礼人家也不可能嫁给他。正因为许言信有着让张三姑娘羡慕不已的国企职工身份，所以他才轻松抱得美人归。由此可见，当时农场小伙在周边农村求偶的遴选空间可谓是相当广阔的。只要你不是呆子、傻子，就不愁找不到称心如意的好媳妇。
其三，由苏可“农场人”
变为腰杭“农村人”
是我家生活方式的一次颠覆性“蜕变”
。197o年当我家从苏可搬去腰杭时，我还是一位不谙世事的12岁的少年。当时的我就好比鲁迅笔下的“闰土”
，自然对那次迁徙带来的改变没有太多太深的体会和认知。然而，待如今本人用现代价值观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便很自然地就得出了如下结论：
先，这次迁徙是我家“食住”
由苏可农场的“供给型”
一下改变为腰杭农村的“自食其力型”
。在苏可我家住的是两间公房；烧的是分场分配的麦秸；吃的是农场配给的自磨面粉和小米。相比之下，在腰杭住的是我家自掏腰包所建三间“干打垒”
；吃的是以粗粮为主（玉米面和高粮米）的“红粮本”
，且细粮和食用油极少；烧的是用大小耙在草甸上自己所搂的“柴禾”
。期间，还有一点让我们更难忘怀，即每到夜幕降临时都得靠点亮带灯罩的“煤油灯”
或简易的“油捻灯”
照明。
总而言之，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那段生活带给我们的既有政治上的压抑；也有精神上的苦闷；既有人际关系上的疏离；也有生活上的苦痛。堪称人世间欲置我家于生存绝境的“政治、精神、生活、人性”
四座大山已经一齐压到我们的头上……
还记得初到腰杭那段日子，继父经常“借酒浇愁”
。一次，当他听到从莫莫格刚接完断腿住了三天医院就回家卧炕慢养的老五又忍不住疼痛出“呻吟之声”
时，他突然把端着的酒杯一扬手掼到躺在炕梢的老五身上，随之破口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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