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世家(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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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衍武的父亲洪禄承,年轻时气质出众,是个标准的美男子。可如今他卧病在床半年,头白了大半,已经没那么好看了。尤其是那黄暗瘦削的脸颊,眼角腮旁的皱纹,全都在证明一个道理生病的人真是容易老。此外,他原本还是个高身量的人,也是因为染上腿疾,才养成了弓腰驼背的习惯。现在无论哪个熟人,见到他如金钩大虾米一样攒在床上的样子,总会感觉他凭空矮了不少,就像是活抽抽儿了。
说起洪禄承的这个病,完全是因为“十年运动”
时期,单位监督他劳动改造,把他长期安排在寒冷潮湿的防空洞里打理杂物仓库才染上的。从去年年底起,也就半年的时间,他的腿自膝盖以下由起初的麻、酸,很快展到了疼痛、糜烂,以至于现在藏在被子下的两条小腿都已变得一片乌黑,烂成了血污一片。
众所周知,久病在床的病人很容易得褥疮。所以为了少受点儿罪,洪禄承每天还要坚持忍疼挪动几次身体。而就在刚才,正当他一如既往用肘部撑着上半身,挣扎着想要挪动时,却突然感到一阵乏力。结果力度失控,一下就牵动了小腿的疮口,引了一阵格外钻心的疼痛。
不过,洪禄承尽管摔倒在了床上,头上疼出了豆大的汗珠,但他还是咬住嘴唇,执拗地攥紧拳头,不肯哼出半声来。女儿洪衍茹正在堂屋熬药,他怕女儿听见。
片刻后,疼痛似乎略微轻了些。洪禄承喘息了几下,一狠心,扶着床头他又重新坐起来了。这感觉怎么说呢就像万千细针一齐刺着他的腿。他的汗无疑出得更多了,可毕竟还是立住了。就这么着,他就生抗着,直到钻心的疼痛又衰减了些,才再次咬牙硬挺着一点点挪动。许久许久之后,在颤颤巍巍中,他终于完成了预定动作,带着满身冷汗靠在了床头。
洪禄承长长舒出一口气后,闭上了眼。挪动之后往往是腿最疼的时候。为了好受些,他常像这样把眼闭上想事儿。这种时候,他往往就会温习起有关洪家祖辈的故事,和他一生所走过的路,因而也总会萌生出一些说不清的怅然和迷茫
洪禄承是1917年1月27日生人,农历是民国六年的正月初五。算下来,1977年刚好六十岁整。他与妻子王蕴琳是在1937年成的亲,一直以来相敬相爱,携手至今已育有三子一女。他生活中大部分都很普通,尤其是共和国建立之后。可要是非从他身上找到些什么特别符号的话,那恐怕就来自于他的家世了。因为他并非生于普通人家,而是生于解放前京城顶级的富豪世家素被称为八大宅门之一的洪家。
在我国,谈世家,谈富豪,要有个分类,并不能拿来一锅烩。1949年以前,京城的富人阶层很复杂,既有交替登上政治舞台的新执政者,也有前清一系遗老和北洋废官家族,甚至还有逃难至京的俄罗斯王公贵族。而即便是豪商富贾,也因资金来源或是经营内容的不同,存在“官僚资本”
与“民营资本”
的差异,有着“新实业派”
与“传统行商”
的区别。
洪家历来以买卖兴隆和善于经营为京城百姓所称道,是最典型的传统商人代表。在解放前,京城流传着一个有关老字号商铺的顺口溜“头顶马聚源,脚踩内联陞,身穿瑞蚨祥,腰缠四大恒,品茗吴裕泰,落座龙顺成,大摆洪门宴,延年齐仁堂。”
这其中的“大摆洪门宴”
一句,指的就是以酒楼饭庄和饽饽铺立足京城,并以“宴”
字的谐音字“衍”
和“燕”
字作为商铺字号的洪家。
洪家的家族史有记载,洪家先祖洪祥祺是雍正年间从山东福山老家来京的,算下来到洪禄承的父亲洪效儒这代,洪家在京城已历经九代人。这二百年的商业积累和人脉关系,为洪家涉足其他更赚钱的行业了基础,故而在洪效儒掌家之时,洪家的商业版图已变得异常庞大。
当时洪家名下各类产业计有饭庄衍庆堂、燕喜堂,酒楼衍美楼、燕兴居,饽饽铺衍美斋、金兰斋、衍英斋、衍祥斋、衍福斋、衍华斋、衍德斋、衍宁斋。这些庄馆和饽饽铺地跨京津两地,联号分号共计一十八家。其中,衍庆堂、燕喜堂均位列京城十大堂,衍美楼为京城八大楼之一,燕兴居为京城八大居之一,衍美斋则与永星斋并称当年京城北案烘炉局之魁,风头甚至还压过了正明斋和瑞芳斋。这么说吧,单是京城的餐饮业就被洪家占据了十之二三。
另外,洪家还跨行经营着天宝金店、三阳金店、万庆当铺、古玩店聚宝斋,并与太医院寿家,合股共办了参茸庄衍寿堂。分号遍及京城、津门、沪海、南京、西安、青岛、烟台、旅大、沈阳等地,共计一十六家。
在京城,人人都知道洪家富。但要说起洪家人过着怎么样的日子,大多普通人除了管中窥豹了解的一些表象外,其余也只能靠臆想了。打个比方,百姓说富,必是“穿金戴银,锦衣玉食。”
而真正豪门世家,却只说“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
其间差别,一语可判。况且除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以外,在商业富豪的真实生活里,还包含着许多难言的苦涩。
这话绝非无病呻吟。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们,一向觉得商人靠出卖别人生产的东西取利,是极不道德的行为。而且从根儿上又认为商人的逐利性是搞乱社会的隐患,十分的不可靠。于是乎,对“商”
这个阶层,历来严防死守,实行“抑制政策”
,即“重农抑商”
。故而商人富是富,但社会地位始终卑微。
就拿大清国来说,商人该穿蓝布大褂,那就得穿蓝布大褂,你有钱也不行。而且商人的儿子还不许做官,这大概就是现在说的封建压迫。
说到这里,洪禄承的父亲,平生倒是对雍正皇帝十分推崇。理由嘛,多少有点另辟蹊径的意思。按照洪效儒所说,在以农为本的封建社会里,统治者最怕百姓脱离户籍成为流民,使之失去剥削的对象,所以往往竭尽一切办法控制人身自由。而历朝历代,却唯有雍正朝的“摊丁入亩”
政策歪打正着,竟为国人了真正的人身自由,这才使人们有了脱离地著选择职业的可能。否则,按照旧有的束缚制度,洪家是根本没有机会离开老家的。而且即便到了京城以后,也同样不可能招揽到足够的人手和伙计。更何况,若不是清廷皇家鄙夷商业到了不屑为之的境地,规定旗人经商就要被削去旗籍,那么像洪家这样的汉商即使身在京城,也是不会有什么生机会的。对父亲这个观点,洪禄承也深以为然。
可即便做买卖的基础条件有了,但只凭一个普通商人要想把买卖做大,或是想进入国家专卖的领域,仍然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除非,你去依附权贵,成为所谓的“官商”
。
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洪家自不能免俗。不过,洪家人也用亲身体会验证了一个道理做一名“官商”
,虽然社会地位体面了些,做买卖也会有很多便利,但副总用却也同样严重,甚至有些得不偿失。
其中逻辑不难理解,正因为靠山是“官”
,所以投靠的商人不仅在要接受权益分配的不公平,并且还会因为靠山身份带来的特殊需求,从而承担诸多的牺牲和风险。
比如清末的“官商合办”
,这个由头就是个吞银子的黑洞。不知有多少“官商”
,因为主家迎合“上峰”
而被迫身陷泥潭,成了牺牲品。
而在此之后,接踵而至的清帝逊位,则更是一场几乎使整个京城商场为京城官场陪葬的旷世灾难。
大清国的时候,京城的消费主体是以满蒙旗人和官员权贵为主。所以辛亥革命让清政府这么一倒台,不仅消费市场直线萎缩,并且就连许多陈年旧债也难以追回,这就导致了大量中小工商业者直接破产。而且越是“官商”
,在这种情况下损失也就越大,因为这些大商家最大的顾客就是紫禁城。
拿洪家来说,“衍”
字号饽饽铺历来有代替宫廷内外饽饽房制作传供的活计,而参茸庄衍寿堂又长期专办东西御药房的人参和鹿茸,这么算下来,一共一十六万两货款就此打了水漂儿。再如齐仁堂岳家,因为享有供奉宫廷其他御用药材的殊荣,也不得不咬着牙硬撑下近二十万两的亏空。而在所有与清宫有经济往来的商家中,损失最大的,恐怕就是专为皇家营造的兴隆木厂马家了。据说,修光绪东陵所欠的二十二万两和修北海所欠的三万余两,皇家一个子儿也未曾支付,而当年给马家留下的那张欠据,也随着北洋政府的登台,成为了永远无法兑付的一纸空文。
到了北洋执政时期,政府则开始提倡“西风东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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