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英国（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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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英国
回到英国后，我仿佛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外乡人，因为没有人认识我。我的恩人和忠诚的管家——我托付保管钱的那位寡妇——还活着，但她的命运极其不幸，第二次成了寡妇，生活过得相当艰难。关于她欠我的钱，我让她不必担心或不安，我向她保证我不会找她的麻烦。而且，为了报答她以前对我的关心和忠诚，我还是尽我所能地接济了她，尽管我的积蓄微薄。当时，我的接济确实不能帮她彻底摆脱困境，但我向她保证，我永远不会忘记她以前对我的恩情。后来我的经济情况好转之后，我也确实没有忘记她。关于这一点，我暂且不提。
接着，我回到了家乡约克。我父母以及大多数亲人都已经过世了，我只找到了两个姐妹，以及一个哥哥的两个孩子。大家都以为我死了，所以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总而言之，我在这里无法获得任何帮助和资助，而我身上仅有的那一点儿钱实在不足以让我在这里安身立命。
就在这时，我的善举竟然让我意外地得到了不小的回报。那位带我回英国的船长因为我救了他，而且保全了他的船以及船上的货物，因此在回到英国后，将我营救他以及收复大船的事情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他的船主们。因此，那些船主以及那些相关的商人邀请我和他们会面。他们对我的行为大加赞赏，并送给
我二百英镑作为酬谢。
但是，在反复考虑了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之后，我认为这些钱实在难以让我过上相对安逸的生活，于是我决定到里斯本去一趟，看看能不能打听到我在巴西的种植园以及合伙人的情况。我相信，我的合伙人可能以为我早就死了吧。
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乘船去了里斯本，于次年四月到达那里。我的仆人星期五在我辗转各地时一直忠实地陪伴在我身边——毫无疑问，他是我最忠实的仆人。
来到里斯本之后，经过多方打听，我找到了我的老朋友，也就是将我从非洲海岸上救起来并带往巴西的那位船长。这让我非常高兴。他现在老了，不再出海了，已经让他的儿子（现在已近中年）顶替了自己的位置，继续从事着往来巴西的贸易。老人已经不认识我了，说实在的，我也几乎认不出他了。但没过多久我就回忆起了他的样貌；而在我告诉他我是谁之后，他也很快就想起了我。
老友相见，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在热烈的寒暄和交谈之后，我又问起了我的种植园以及合伙人的情况。老人告诉我，他已经有九年没去巴西了，但他可以向我保证，当初他离开巴西的时候，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但是我曾经委托的那两个代理人都已经过世了。不过，他相信我会得到一份关于种植园经营情况的详细账目。因为大家都以为我已
经遇难了，所以我的代理人就把我那部分种植园的收入报告给了税务官。而税务官也已经做了安排：如果我不再回来认领这些收入的话，就把其中的三分之一划归国库，三分之二交给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用于救济穷人和向印第安人传教。但如果我回来的话，或我的遗产继承人提出申请的话，上缴国库的那一部分可以返还给我，而交给修道院的那一部分则无法归还。但他向我保证，政府征管土地税收的官员和修道院的总管一直密切地监督着我的种植园的收入情况，他们要求我的合伙人每年都要如实地提交收入报告，并按时将我的那部分上缴给国库和修道院。
我又问他是否知道种植园的具体发展状况，而且在他看来，我是否有必要亲自前往巴西处理一下种植园的相关事务；我到了那里之后，如果试图恢复我的合法权益，追回属于我的那部分收益，会不会遇到任何困难或障碍。
老船长告诉我，关于我的种植园的具体发展状况，他无法给出确切的数据。不过，他知道，我的合伙人仅仅得到了其中一半的收益就已经变得非常富有了。他还回忆说，他曾经听说过，我的种植园年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就是每年上缴国库的那部分，似乎被划拨给了某个修道院或宗教机构，其数额应该是二百多葡萄牙金币。至于我是否能够顺利地恢复自己
的合法权益，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我的合伙人还活着，他可以向相关部门证明我的身份，而且我的名字也已经在政府的档案里登记在册了。他还告诉我，我的两个代理人的后人都是非常正直、诚实的人，而且非常富有，因此他相信，他们不仅会帮助我收回属于我的那部分财产，而且还会交还给我一笔现款，作为他们父辈在管理我的种植园期间我应得的那部分收益，或者说在我的种植园的收入被充公前我应得的那部分收益。据他回忆，我的种植园的收入被充公的事大约发生在十二年前。
听完他的话之后，我显得有些担忧和不安。我问老船长，既然他知道我已经立了遗嘱，并指定他为我的遗产继承人，可是那两个代理人为什么还要这样处理我的财产呢？
他告诉我，我说的这一切的确不假，不过，由于他一直无法出具我死亡的证明，因此在得到我死亡的确切消息之前，他无法行使作为我遗嘱执行人的权利；而且，他也不愿意去干涉这些事情，毕竟巴西太过遥远；不过，他也确实在相关部门登记了我的遗嘱，提出了他的产权要求；如果他能够提供有关我是生是死的证明，那么他或许早就行使了作为我遗嘱执行人的财产委托权，接管我的糖厂，并让自己的儿子（目前仍在巴西）去经营了。
老人接着说：“不过，我还有一件事得
告诉你，希望你听完后不要埋怨我。具体是这样的，当时我们大家都以为你死了，于是你的合伙人和代理人便以你的名义，将你失踪后最初的六到八年的所有收益都交给了我，我也确实收下了。但是，由于当时要修建糖厂，因此需要支出一大笔钱用于增加设备、建造糖厂和购买奴隶，因此那些收益已经所剩不多了。不过，我一定会向你出具一份详细的账目清单，把我获得的所有收益以及我处理这些收益的具体情况都如实地列出来。”
与这位老朋友商谈了几天之后，他给我出具了一份我的种植园头六年收入的明细账目，账目上有我合伙人和代理人的签字。收入都是以货物形式运送过来，如成卷的烟草、成箱的蔗糖，还有朗姆酒、糖浆等其他糖厂出产的副产品。从这份账目来看，我发现种植园的收入每年都在大幅增加。不过，由于前面提到的那些巨额开支，因此净收入也并不是很多。不过，老人还是诚实地告诉我，其实他还欠我四百七十葡萄牙金币，以及六十箱蔗糖和十五卷烟草——这些货物在开往里斯本的途中由于货船失事全都损失了。这件事是在我离开巴西大约十一年后发生的。
这位善良的老人开始向我解释这笔欠款的原因，他诉说了自己遭遇的种种不幸，说他在实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挪用了我的钱，用以弥补亏空
，还用我的钱买下了一艘新船的股份。“不过，你不用担心，我的老朋友，”
他说，“如果你需要用钱的话，我可以先还你一部分，等我儿子回来之后，我就会将剩余的欠款和物品都还给你。”
说着，他掏出一个旧口袋，给了我一百六十葡萄牙金币。此外，他还将他和他儿子所持有的那艘货船的股份的股权证书交给了我，他和儿子各拥有这艘货船的四分之一股权。
我被老人的诚实和善良深深地打动了，实在无法自已；我想起了他为我所做的一切，想起他如何将我从海上救起，想起他在任何时候对我都是那样地慷慨无私，而且他现在依然对我是如此地真诚。因此，听完他对我所说的这些话之后，我禁不住泪流满面。于是，我问他，以他目前的经济情况，能否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这样是否会导致他生活拮据。他对我说，这样的确会让他生活拮据一些，不过，这毕竟是我的钱，而我目前可能比他更需要这笔钱。
这位善良的老人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真挚的情感，因此说着说着，我便忍不住落泪了。总之，我只收下了其中一百葡萄牙金币，然后向他要了笔墨，给他开了一份收据。然后，我把其余的钱都还给了他，并告诉他，如果要回了巴西的种植园，我会把这一百金币也还给他——后来我确实是这么做的；至于他和他儿子
所持有的那艘货船股份的股权证书，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接受的；即使以后我真的会需要那笔钱，我也丝毫不用担心，因为他是如此地诚实和善良——没有比这更好的保证了；但如果我以后并不需要这笔钱，且能够收回那些他认为属于我的产业，那么我就不会再收他一分钱了。
谈完这些事情后，老人又问我是否需要他出谋划策，帮我收回种植园。我告诉他我想自己去处理这件事情。他说，既是这样，就由我亲自去处理；但是，如果我不想亲自去巴西的话，他也有很多办法帮我收回产权，并立即获得属于我的那部分收益。由于里斯本正好有一批货船准备开往巴西，因此他让我到官方登记处去登记自己的名字，并附上了他的证明书，宣誓证明我还活着，同时证明我的身份：我就是最初征用那片土地、开垦种植园的那个人。
我把老船长的证明书连同我附上的一份委托书在当地的相关部门进行了公证。然后，他又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将这封信连同委托书和证明信一起寄给他在巴西的一位商人朋友。老人建议我暂时住在他家里，直到这些事情处理完毕。
我的财产委托手续办理得非常顺利——信件寄出去之后还不到七个月，我就收到了我那两位代理人（当年我在出海前正是将种植园委托给他们代为处理的）的后人寄来的一大
包邮件，里面全是我财产委托方面的信件和文书。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一份关于我的农场或者说种植园的收支流水账目。该账目的起始时间为他们的父亲同葡萄牙老船长结算的那一年，持续时间为六年，我应得的收益是一千一百七十四葡萄牙金币。
第二，一份政府接管前他们代为保管种植园时留下的账目。由于当时他们认为我失踪了（法律上被称为“民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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