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故事旁边（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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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度，已和寻常马递的度持平。北京到南京的距离是两千两百三十五里，一封文书从北京出，无论走脚递还是寻常马递，理论度八天就能送到南京。
但马递也可以采取接力轮换的方式，昼夜不停，度会更快所谓“八百里加急”
。当然，这个“八百里加急”
只是理论值，考虑到夜间视野受限、沿途地形阻碍等要素，实际上日行五百里，也就是两百多公里。不计成本的话，两京之间单程只要六天时间。因为还要考虑黄、淮、长三条大河的涉渡。
这种加急传递成本极高，参与传递的马匹一定会跑废掉。只有最紧要的军情大事，才能用这种方式传递。而“召还太子”
，恰恰就属于大事中最要紧的一桩。
考虑到海寿一个人不可能连续八天昼夜奔驰，也许朝廷采用的是双，正式玺书由海寿携带前往，同时也会出一封信函，通过马递先通知太子。毕竟朝廷最急切的目标不是送达玺书，而是让太子尽快得知消息，及时返回。
换句话讲，在五月十八日之前，朱瞻基完全可能接到来自京城的消息。接下来，他有十五天时间从南京返回北京。这个时间虽然很赶，但不至于完全做不到。朱瞻基的行程暴露弑父阴谋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根据宣宗实录的说法，当朱瞻基在南京接到海寿的消息时，南京已经到处在传言洪熙皇帝去世。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海寿出时，带着的是“上不豫”
的消息，并不知道次日洪熙驾崩。那么南京这个传言，到底何时兴起又是从何而来
实录记载得相当含糊。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朱瞻基接到消息后并未封锁，消息很快传入城中各处，以讹传讹，从“不豫”
变成了“驾崩”
，谣言歪打正着，反成了预言。
无论如何，朱瞻基这时在南京已经不能待下去了，他必须立刻返回京城。这时太子身边的幕僚劝他说，这是一个敏感时期，必须小心，最好待护卫部队齐备了再返回。还有人建议，不要走驿路官道，最好从偏僻的小路迅北上。
从这些提议来看，这些幕僚应该预见到了某种危险，而且就在归途中。但朱瞻基拒绝了这两个提议。无论是整齐兵马还是走小路，都太耽误时间。他这样说“君父在上，天下归心，岂有他心且予始至遽还，非众所测。况君父召，岂可稍违”
朱瞻基到底是跟随朱棣打过仗的人，颇有决断。他认为自己刚到南京，即刻返回，这种反应度远远出别人预料，根本反应不及。朱瞻基知道，在这个节骨眼上，尽快归京是最重要的，多高的风险都得冒。
至于这个风险是什么，朱瞻基没明说。实录里只说他“遂由驲道驰还北京”
。驲道即驿道，但究竟是走水驿、6驿还是水6交替，实无可考。但在明史的朱高煦传里，却记录下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细节“未几，仁宗崩，宣宗自南京奔丧。高煦谋伏兵邀于路，仓卒不果。”
汉王居然在半路设下伏兵，打算把自己这个侄子干掉。只因为朱瞻基的行动度太快，这边仓促间未能合拢包围，才让太子逃出生天。由此可见，东宫幕僚在南京的劝谏，是有原因的，而朱瞻基果断行动，是何等英明。
只可惜史料不全，到底汉王是在哪里“伏兵邀于路”
，又是如何“仓促不果”
，只能让我们自己去想象了。这也是这本的灵感源头所在。最早是常江老师觉得这一段大有文章可做，讲给我听，我用一个我考证出来的西汉故事跟她做了交换，才开始了朱瞻基的大冒险。
朱瞻基躲过了汉王的伏击之后，在六月初三抵达良乡。在这之前，洪熙皇帝的尸体一直停在紫禁城中，秘不丧，等候着他的到来。很快一干大臣赶至卢沟桥，捧遗诏迎候太子。太子在香案前几次哭至晕厥。
接下来，就是一步步的常规操作，再没出什么意外。朱瞻基顺利登基，定年号为“宣德”
。
不过实录里特意提过一句“大行皇帝上宾，外间稍稍有闻时，上未至北京，喧传高照，欲举犯阙，人心讻讻。及上还始定，而京师戒严已久。”
可见在朱瞻基返回之前，京城地面并不太平。无论是“喧传高照”
还是“欲举犯阙”
，这都是相当严重的行为，尤其是在京师戒严的前提之下，谁有权力和资源搞出这么大动静实录未提，但明眼人都知道。
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第一次生了。
朱高煦早在永乐年间，就一直蠢蠢欲动，简直要把“谋反”
挂在脸上。他不是坑陷大臣比如解缙即死于他的谗言就是嘲弄哥哥朱高炽，还私养军队，杀害地方军将。最后连他父亲朱棣都受不了了，将他废为庶人。多亏了朱高炽求情，他才恢复了藩王身份，但被徙封至乐安州，不得出城。
朱高煦的野心并未因此停息，他派自己的儿子朱瞻圻在北京，随时监控京城动静，经常一天送出六七份情报。尤其是朱棣北征之后，他更是派遣了许多党羽潜入京城，看是否有可乘之机。所以当朱棣死于北征时，杨荣如临大敌，秘不丧，直到太子朱高炽迎到棺椁，方才放心，这正是为了防止朱高煦父子搞出什么小动作来。
后来朱高煦杀了朱瞻圻的母亲，父子失和。朱瞻圻向洪熙皇帝举报朱高煦的种种恶行，而朱高煦也不示弱，亲自跑到北京来，举报朱瞻圻在京城私窥朝廷的恶行这一对父子，真是够奇葩。洪熙皇帝哭笑不得，说“汝处父子兄弟间，谗构至此，稚子不足诛”
，把朱瞻圻远远打去了凤阳守皇陵，改了老二朱瞻坦为世子。
一年不到，同样的局面又出现了。这一次是天子死在京城，太子远在外地。这一次天赐良机，朱高煦岂会放过，他除了设伏谋害太子之外，自然也得在京城搞出点事情来。
不，不只是京城，朱高煦这一次的篡位动作，比想象中要大得多。整个计划的轮廓，要再等一年才会完全浮出水面。
宣德皇帝即位之后，对这位派兵伏杀自己的叔叔挺好，非但没下旨申饬，反而增加了封赏。他之所以这么做，显然也是意识到了汉王的布局太大，一时不宜动手。先等自己位置坐稳，再清算不迟。
洪熙元年，就在这种诡异的和睦气氛中过去了。到了次年，也就是宣德元年的八月，汉王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惶恐，决定动手了。
他派遣了一个叫枚青的亲信，潜入京城，联络勋臣做内应，结果被英国公张辅给抓起来了。与此同时，汉王不知怎么说服了山东都指挥靳荣，在山东境内拉起一支强悍的队伍，给诸多将领分派官职，大加许诺。更夸张的是，天津、青州、沧州、山西诸都督指挥，也相约举城响应汉王。
倘若这个计划真能搞起来的话，等于是将京城团团包围，说不定真能成事。
可惜这一连串举动，全在宣德皇帝预料之内。在过去的一年里，他就像郑庄公对付弟弟共叔段一样，安静而耐心地等对方主动跳起来，等着汉王“多行不义必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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